戰國時期，諸侯力政、列國爭雄，在這樣一個血腥的時代，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國與國之間戰爭不斷，家與家之間爭鬥不已，人與人之間也進行著智慧與體力的較量。從傳統文化中脫胎而來的儒者們，非但沒有消沉淪落，反而以更大的努力頑強地從事著維護和改造傳統文化的學術理論工作，以適應嚴酷的生存環境，在夾縫中尋找發展的機遇。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雖然未能得到當權者的重用，但是，隨著私學教育的快速發展，學術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儒者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特別是經過與墨家、楊朱等學派的交鋒，儒家學派成為當時社會上最大的學術群體。他們擁有傳統文化的優勢，又根據時代發展做了必要的調整與改變，特別是又從論辯對手那裏吸取了有益的理論營養，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上最為流行的顯學。史家稱，孟子外出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35]，荀子在齊國稷下“三為祭酒”、“最為老師”，這些都顯示了儒者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文化影響力和號召力。
不過，變法改革、富國強兵、縱橫兼並，這些仍然是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家的當務之急。在這樣一個社會急劇轉變的非常時期，有兩類人士對儒家的學說提出了強勁的挑戰和批判。一是對社會矛盾極為敏感因而追求超脫的道家之流，二是同樣對社會矛盾深懷敏感但卻積極投身於改革事業的法家之流。前者不滿於儒家汲汲皇皇地為文化和社會發展尋找出路，認為這樣的努力是南轅北轍，結果是徒勞的；後者不滿於儒家對社會進步的保守態度，認為他們頑固守舊，不利於社會進步。兩者在反對、限製，甚至消滅文化，使社會回複到渾樸自然的狀態上達成一致，表現了文化虛無主義和文化專製主義的傾向。但是在理論上，兩者卻對文化的內在矛盾做了有益的思考和分析，加深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矛盾性質的理解，貢獻同樣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