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驗收主體不明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本文此後簡稱其為《政府采購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采購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購代理機構應當組織對供應商履約的驗收。在這個規定中，“其委托的采購代理機構應當組織對供應商履約的驗收”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采購人委托驗收方進行驗收，二是委托其采購的代理機構本身有驗收的責任。法律上對驗收主體的規定比較模糊，也沒有驗收細則，導致驗收主體不夠明確，驗收程序、標準不明確，未區分“運動員”和“裁判員”之間的關係，未製定采購人員和驗收人員之間的相互監督和相互製衡製度。
（二）履約驗收觀念淡薄，驗收管理製度不健全
高校作為政府采購的特殊實踐者，采購工作的深度僅停留在采購的過程與細節上，對履約驗收環節沒有足夠的重視，重成交供應商的確定、合同的簽訂，輕履約驗收的現象普遍存在，采購工作質量得不到保證，使用單位的需求得不到滿足。
《政府采購法》對有關驗收做出明確規定：“采購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購代理機構應當組織對供應商履約的驗收。大型或者複雜的政府采購項目，應當邀請國家認可的質量檢測機構參加驗收工作。驗收方成員應在驗收書上簽字，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然而，高校內部的驗收工作由不同部門負責，如使用單位、資產管理處負責儀器設備類、家具類等項目的驗收，圖書館負責圖書類項目的驗收，基建處、後勤管理處負責新建、修繕類項目的驗收等。在實際工作中學校相關管理部門並沒有依照政府采購的有關規定，結合實際情況製定比較有效、實用的驗收管理製度和辦法。即便製定了相應的管理製度，但各職能部門之間職責分工不明確，更多的精力花費在部門與部門之間職責分工的爭議上，相互推卸責任，對驗收管理製度的建設和完善不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