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上半葉的蘇聯，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忽然變得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這個年代對於政治家來說是一個政權更迭、需要抉擇的年代，對於音樂家來說，也是麵臨十字路口彷徨選擇的年代。於是這個時代造就的音樂出現了多趨向發展勢頭。代表新生勢力的普羅科菲耶夫是這個時代永遠銘記的人物，因為他既獨立又具有代表性。
那個時代出現的作曲家除了繼承前輩，在破舊立新中推動音樂向前邁進之外，更重要的是被時代賦予了“渴望世界文化”的特點。在經濟的發展和文化交流的推動下，人們的眼界變得寬闊起來，某一種文明不再有嚴格的界限，不再隻專屬於某一個國家，之前的神秘感變成了吸引力，差異促使人們伸出探索的觸角。就像蘇聯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在自傳中所說的那樣，“三天之後，有人在小島上發現了我，對我渾身上下打量一番，問道‘你是個犯人嗎？’‘是。’‘這太糟了。你到哪裏去？’‘到你們這個小島上來。’‘啊，原來如此，你真會開玩笑！’美國收留了我。”
這段文字的描述並不是荒誕離奇的。無論是對於一個來自蘇聯的作曲家還是對於美國這個新興文化的集散地來說，這段文字都詼諧地描述出非常現實的情況——渴望與迷茫成為一對矛盾，但是又互相催化。
事實上，在那個時代，很多藝術家離開了蘇聯前往歐美，一方麵出於對歐美文化的好奇與渴望，他們夢想在開放的世界中得到更多的機會，達成自己的夢想；另一方麵，藝術家們在剛剛誕生的政權下難以獲得良好的創作環境，盡管他們不願意過問政治，但是刻意的回避總使他們處於消極與壓抑的狀態之中。於是，他們離開祖國，開始他們的藝術漫遊生活，美國經常被作為第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