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宗對方以智心性論的影響，主要歸為兩點：第一，注重世間技藝學問之能。如其曰：“《華嚴》善知眾藝，入般若門，地上無所不知能，而正等入妙。佛不住佛，而仍寓菩薩。”[49]他由“《華嚴》善知眾藝”而首倡技藝之於“道”或“仁心”的必要性；第二，一多（即體用、心物）關係的論述。如他說：“拈《華嚴》之華（花），則一多無不貫矣。”[50]亦雲：“夫豈知華嚴一乘，即別是圓，無一塵非寶光，無一毛非海印乎？”[51]
“道寓於藝”可以視為方以智在中西文化激烈衝撞和宋明理學日漸式微的特定曆史條件下提出的全新道器觀，但不可否認《華嚴》對其思想形成的積極作用。上述“《華嚴》善知眾藝，入般若門，地上無所不知能”一語，可以在《大方廣佛華嚴經》之五地菩薩中找到原形，其曰：
此菩薩摩訶薩為利益眾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鹹所通達；又善方藥，療治諸病：顛狂、乾消、鬼魅、蠱毒，悉能除斷；文筆、讚詠、歌舞、妓樂、戲笑、談說，悉善其事；國城、村邑、宮宅、園苑、泉流、陂池、草樹、花藥，凡所布列，鹹得其宜；金銀、摩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等藏，悉知其處，出以示人；日月星宿、鳥鳴地震、夜夢吉凶，身相休咎，鹹善觀察，一無錯謬。[52]
方以智標舉“世間技藝靡不該習”之《華嚴》，就是要反對陽明後學“矜高傲卑”之學風，他說：“理家有沿襲龍溪、海門而不知其本意，壁聽禪宗藥語，專供無善惡之牌位，生怕說著義利兩字，避淺好深，一發好笑！”[53]不僅如此，他還特意將“技藝”、“質測”、“研極實學”等納入“藝”範疇，以“道寓於藝”重新詮釋傳統的道器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