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文集前編》與《浮山文集後編》等著較詳實地記錄了方以智從一個“名噪海內”[1]的“狂生”到“且行異類”的行跡。崇禎十三年（1640）春，方以智中二甲進士。同年秋，其父方孔炤因兵敗下獄，方以智“上書為父解難，義懸於中，感動金石”[2]。次年，崇禎帝感於“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而釋其父。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方以智召對德政殿，痛陳救危方略；次月，北京城破，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方以智“既已哭東華，被賊執”[3]，終於“萬死”中脫身。此後，他“陰結山東、河北之忠義”[4]，密謀舉事。可是，其“赤心苦節，明如日月，而坐為仇陷”[5]，被阮大铖輩誣為“贖徒”，遭到南明朝廷的追捕。在冤案陰影的籠罩與壓迫下，他不得不一表其間緣由。收集在《嶺外稿》（上中下）的很多文稿都在向朋友倒苦水、訴鄉井仇隙之“橫誣”。他在《寄張爾公書》中說：“智萬死不屈於北都，北來之人無不人人知者，當時米吉士、韓雨公、汪子白諸人所親見。決我妻子南奔，告諸督鎮以賊狀，五月至南都，九月阮大铖用事，而節婦詈為**婦矣，冤哉！冤哉！嗟乎！同郡之仇，君所夙恨，先祖家父曆朝居鄉，與薰獲素矣。戊寅歲，吳下同社顧子方、吳次尾輩以其為逆黨之魁宿而揭之。彼以為出自我，齰舌甘心，何所不至。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欲盡殺天下善人名士，何獨於智而止於贖徒。”[6]南都既陷，方以智再遭清軍追索，奉其父命南逃而就“隱地”。下麵一段話詳細地記錄他扶病南逃之經曆，他說：
先是老父知大亂方起，命餘出相隱地，而南都遂變，遊子就友於粵，而延汀又變，永曆改元，權璫亂政，智辭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慶、廣州又變，翠化西幸，智扶病入夫夷山，劉承胤自全陽劫駕如武岡，智遂苦辭閣銜，棄家孤隱，變姓名於沅州、天雷苗中。而武岡又變，氌裘肆毒，追索朝臣，智未嚐一日立班行，……國統三絕，行在五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