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盡管很少有學者從思想層麵認定方以智乃一僧侶，但他半生浸潤在寺院中，難免會受到其師覺浪道盛和眾多佛籍的影響。例如，方著中“尊火”、“冶爐”、“烹炮”、“死字是亙古亙今大恩人”、“托孤”等言跡，皆頻繁地出現在道盛禪師的《天界覺浪禪師全錄》中[1]，可見方以智受道盛禪師的影響之深。目前，學術界雖然不乏關於佛學對方以智思想影響的研究，但一般都拘泥於方以智關於三教的評論，並且文獻多限於其入佛早期著作《東西均》。所以，有些研究成果給人一種隔靴搔癢之感，不能達其學脈，很難觸及關鍵點。劉宗周評王陽明“其於學者直下頂門處，可為深切著明”[2]，套用劉宗周的話來說，這些研究成果未能說到方以智思想的“頂門處”。方以智反複申言“萬世誠可愚，而不可直告”[3]，“為此無端崖之詞卮之、寓之”[4]。然而，遍布方以智各著中的“全樹全仁”之喻，卻無人理會；“一在二中”僅作辯證法解。甚至如“心即是天，天休歇耶？自強不歇，於穆不已”之類的直言、正說，亦視而不見。依筆者淺見，如果研究佛教對方以智思想的影響，必須從其思想的“立”處著眼，始有“影響”可言。如果不清楚方以智思想之創建，如何談“影響”？謝仁真教授由於認為方以智的貢獻在於“方法學上的重要建構”[5]，所以，謝教授僅從方法學進路檢視了方以智對於三教的會通。然而，楊儒賓教授卻說：“儒學史上，論本體宇宙論而能論得如此精透四辟，其運無乎不在者，前有張載，後有熊十力，張載與熊十力之間，惟有方以智此人。”[6]如果真如謝仁真教授所言，方以智的貢獻在“方法學上”，那麽，方以智拿什麽會通三教呢？他又憑何批駁陽明後學“懸道於器外”而荒廢“研極實學”呢？“洋洋在上，敢自欺耶？”[7]如果方以智缺少“心即是天”的真切體悟，他如何理會得“見禮即是自己”的“率性”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