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翻譯理論中，有一個概念是equivalence，我國將它譯為“等值”或“等效”，在含義上與中國的“神似”、“化境”有些相當，而且在我國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等值、等效加以簡單評述，並與神似、化境加以比較，以便進一步突顯神似、化境的價值和特色。
1953年，蘇聯費道羅夫在《翻譯理論概要》一書中寫道：“有兩項原則，對於一切翻譯工作者來說都是共同的：一、翻譯的目的是盡量確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讀者（或聽者）了解原作（或講話的內容）；二、翻譯就是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在內容與形式不可分割的統一中所業已表達出來的東西準確而完全地表達出來。”他的書1955年在我國翻譯出版（李流等譯，中華書局版）後影響很大，譯界將其概括為“等值論”或“等值翻譯”。繼費道羅夫之後，蘇聯巴爾胡達羅夫的《語言與翻譯》一書於1985年在我國出版（蔡毅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且傳播很廣。在本書中，他對翻譯作了這樣的界定：“翻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在保持內容方麵（也就是意義）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外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的過程。”認為“‘等值’這一概念應理解為‘帶來同一信息’”。他解釋道，保持內容不變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在語際改變中不可避免地會有所損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傳達原文表達的全部意義。因此，譯文絕不可能同原文百分之百地等值。而“百分之百的等值”，“隻是翻譯工作者應當力求達到，但永遠也達不到的最高標準”。英國語言學派翻譯理論家的代表、同時也是等值翻譯模式最早倡導者之一卡特福德，在他的《翻譯的語言學理論》（1965）中，把翻譯界定為“將一種語言（原文語言）組織成文的材料替換成等值的另一種語言（譯文語言）的成文材料”，認為當原文和譯文中的語言單位有相同（至少部分相同）的實質特性時，就構成了翻譯中的對等關係。對翻譯等效論作出更為係統的論述，在我國影響更大的，要數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在《翻譯科學探索》（1964）一書中，奈達提出了“dynamic equivalence”即“動態等值”或譯“動態對等”、“靈活對等”的概念，指出譯文的“接受者和譯文信息之間的關係，應該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對等”。譯者應該追求的是這種對等而不是同一，但同時又指出，翻譯中信息的流失不可避免，絕對的對等是不可能的。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以來，歐美的這些“等值”、“等效”的理論在國內相繼作了介紹，許多人對此十分推崇，對我國翻譯理論的建設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