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這一從西方引進的文學理論術語，頗似中國傳統的“神韻”、“風骨”、“意境”之類，是一個抽象的、有相當模糊性的概念。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學風格、藝術風格，指的就是作家的創作所呈現出的整體的麵貌和特征。它是難以科學規定的，但又是可以感知、可以描述、可以再現的。
眾所周知，優秀的作家作品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風格是作家作品主體特征的綜合表現。翻譯家作為“再創作”者，譯文作為創造性的作品，能否像作家作品那樣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呢？換言之，翻譯家能否通過風格的形成來呈現自己創作的主體性呢？而他的這種風格與原作的風格又是什麽關係？
在這個問題上，翻譯家的理論主張和翻譯文學中的實際，兩者應是有所區別的。不同的翻譯家在理論主張上頗有不同。有人認為翻譯家不應有自己的風格，認為那會妨礙原作風格的傳達，如施鹹榮在《文學翻譯雜感》一文中說：“譯者應該不應該有自己的風格，總的說來，我認為譯者隻能忠實地表達原作的風格，而不應該有自己的風格。因此有些水平較高、態度嚴肅的譯者，覺得自己的文字風格已經定型，因此隻選擇某幾個與自己風格相近似的外國作家作品翻譯，把自己文學翻譯的對象和範圍限製在很小範圍內。”[26]他主張翻譯家要去模仿作家的風格。鄭海淩認為譯者談不上有自己的風格，他說：“關於‘譯者風格’的說法是一種誤解，而被人們誤認為‘譯者風格’的東西，是譯者的‘自我’的顯露，充其量隻能算是譯者的某些個性特點（或者叫做‘類似於個性的東西’），或者是譯者的某種表達習慣，而不是真正的風格。”[27]另一種看法正好相反，主張翻譯家必須有自己的風格和個性。如楊武能先生尖銳地指出：“譯家失去了個性，不能發揮主體作用，何來文學，何來藝術，何來創造？果真如此，文學翻譯豈不僅隻剩下了技能和技巧，充其量隻可稱作一項技藝活動；譯家豈不真的成了譯匠，有朝一日完全可能被機器所代替！”[28]有人認為風格是一種自然流露的東西，翻譯家不必特別介意，如周煦良先生說：“在通常情況下，它（指風格——引者）好像隻是在無形中使譯者受到感染，而且譯者也是無形中把這種風格通過他的譯文去感染讀者的，所以既然是這種情形，翻譯工作者大可不必為它多傷腦筋。”[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