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詩人臧克家在紀念魯迅的詩文中曾寫過這樣的傳世之句：“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其實有的人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死了，所以才有行屍走肉之說。可見人的活法大有不同。那些為我們口口相傳的人大都有超乎常人的成就：或治國英才領袖群倫，救國民於危難水火；或思想巨擘靈魂泰鬥，引領眾人走出精神的囚籠。更有佼佼者被尊為“國父”，稍遜者也會被冠以“某某之父”。一個人被家庭以外的人稱為父親，用卡萊爾的話說，確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們此時紀念的“海頓老爹”又不相同，沒有開基立業的勳功，也沒有澤被後人的發明，隻留下一大堆交響曲、四重奏之類的樂譜。在我們這個西樂東漸隻有百餘年的東方古國，眾多的國人對交響曲為何物尚不清楚，那麽對“交響曲之父”的認知自然也就雲裏霧裏了。
作為18世紀的奧地利作曲家，海頓的一生算是順利的，雖然經過磨難，卻從來沒有體驗過失敗。變聲以後被從唱詩班趕出來，他流落在維也納的街頭，住過簡陋的閣樓，在街頭拉過小提琴，為填飽肚子也給一些有名望的音樂家幹一些低賤的活兒，目的是借機學習作曲方麵的技能，最終在埃斯特哈奇親王府邸得以安身立命。後來海頓回憶道：“那時的我被遺忘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因此我必須要一鳴驚人。”隨著音樂才華的日漸顯露，海頓相繼發表了許多作品，收到了來自歐洲各國的聘書，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大作曲家。晚年的時候，他的創造力不但沒有消退，反而愈加旺盛。在接近七十歲的時候，創作了代表他最高成就的清唱劇《創世記》和《四季》。事業上，作為音樂家的他享有很高的聲譽；生活上，有貴族讚助人家族賜予豐厚的退休金，晚年就像歌德與華茲華斯那樣，得以安享天年。在西方音樂史上，他的功勞在於奠定了交響樂和奏鳴曲以及現代管弦樂隊的基礎，可以說，沒有海頓就沒有後來貝多芬那樣的偉大成就。正因如此，才有人稱他為作曲家中的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