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樂曆史上爭議頗多者，馬勒算一個。一個世紀前，他活著的年代，哪裏有他哪裏就是非不斷。他越是不願意人們把他歸到指揮家的行列，人們就越是貶低他的作曲才華，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蓋棺定論。一個世紀過去了，到了2011年他逝世一百年的大日子，幾乎所有重要的演出場所都在上演他的交響曲，講座、研討會、紀念文章鋪天蓋地，人們眾口一詞地稱讚他的音樂，對時代的超越、後現代的意義如何如何。也許馬勒在陰間偷笑，當初人們都做什麽去了？套用一句話，那些注定認識馬勒的人會認識他，那些不該認識馬勒的人永遠不會認識他。和朋友一起翻譯了《親愛的阿爾瑪——馬勒給妻子的信》，使我們在聆聽他的音樂以外，也可以從他的文字當中觸摸到另外一個有血有肉的馬勒，一個非常自我、可愛可恨、純粹而極端的馬勒。
他個子不高，一副維也納式的德國音樂家的長相，溫情時有些像舒伯特，卻沒有舒伯特那麽溫文爾雅。羅曼·羅蘭說他身上有一種類似小學校長或牧師的氣質，似乎有些調侃的語氣，受過良好的教育，內向兼帶有些神經質也許更為準確。“刮得幹幹淨淨的長臉，尖尖的腦袋上披著散亂的頭發，太陽穴處發禿，眼睛在鏡片後麵閃爍，大鼻子，大嘴，薄嘴唇，深陷的兩腮，臉上有一種禁欲主義的、嘲諷而狂亂的表情。”羅曼·羅蘭的筆的確有些不饒人。當時在德國，描繪他指揮的剪影漫畫貼得到處都是，批評者說他無非是瓦格納式指揮風格的遺傳，除了更為誇張，並沒有什麽新意。他過度緊繃的身體會突然爆發，那種啞劇式的怪誕，“就像指揮台上的一隻被開水燙了的貓”。
馬勒畢竟是有才華的，不然也不會一路坐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監的寶座。新官上任總是要點火的，他開始了一係列對外對內的改革：過去遲到的觀眾可以不分時間隨意進出劇院，如今隻能在表演間歇才被允許入場就座；追捧或者打壓音樂家的樂迷也受到各種措施的限製，以免影響演出。直到現在，這些規則都被世界各地的演出場所遵循，隻是人們早已忘記了規則的製定者。與此同時，不少深受觀眾喜愛的獨唱家被馬勒辭退，在他看來，藝術家首先要忠實於原作，歌唱家偏離原作的隨意性應該得到糾正。在他的堅持下，歌劇的製作水準得到提高，樂團的曲目中增添了莫紮特和瓦格納的比重，瓦格納歌劇的刪節版在他的手裏得以複原。公眾一度對於馬勒的上述改革相當質疑，幾乎釀成了社會事件。大多數人不能理解這些極端做法，反對的聲音甚囂塵上，甚至有人說他是“暴君”、“魔鬼”、一個“危險的、反人類的改革者”。慶幸的是，相當一批音樂愛好者慢慢開始理解馬勒，對他從精神層麵上對藝術的無私追求與奉獻給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