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凱
當今世界的新舊力量正在悄然發生著巨大的改變。中國的高速發展必然會改變許多國家對中國的慣性印象，在這種世界認同發生激烈分化的複雜形勢下，從中國到世界，如何理解和表述中國必然成為不同政治與文化力量介入的重要場域。
“文化自覺”是中國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讀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後，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提出的一種對壘方案，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
可以說，中國蓬勃發展的“文化自覺”力量已經衝破了原有的“世界認同”陣形，對中國和世界學者提出了新挑戰：世界學者需要努力重新“發現中國”，中國學者需要努力“講述中國”，二者的對話共同構成關於中國更為全麵、客觀的“世界認同”。我主要從“當代文學”方麵談談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當代中國文學影響力問題的思考緣起與基本結論
2006年，一個外國漢學家在中國文壇上無意間扔下了一顆大炸彈，可以說炸翻了當代中國文壇。準確地說是《重慶晨報》的記者歪曲原意，發表了題名為《德國漢學教授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新聞報道後，在立刻取得新聞轟動效應的同時，也把顧彬和中國當代文學一起推上了輿論中心。這一“新聞事件”持續到2009年已轉向“文學事件”，並繼續醞釀著新的、更加深入的討論。顧彬教授由此成為中國最廣為人知的外國漢學家。當代文學在海外影響究竟如何？成了我很想了解的一個問題。
2008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當代世界文學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Word Literature Today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會議期間，我對顧彬教授表示想跟著他做聯合培養博士，研究他所批評的當代文學在海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接受情況？因為麵對正負不同的爭議，弄清楚真相的最好辦法就是在紮實資料的基礎上得出可靠的結論，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思考的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