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暉
所謂文化影響力是指某一地區或者某一種族的文化在全球其他地區和種群中傳播產生的效果。同時，文化影響力也是區域性、個體性文化被認同的過程，這不是“簡單的學習符碼（codes）的問題。換句話說，文化變遷的社會情境對理解變遷本質是有幫助的”[1]。美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曾為“全球化”下了一個定義：“某個場所發生的事物受到遙遠地方發生的事物的製約和影響，或者反過來，某個場所發生的事物對遙遠地方發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義；以此種關係將遠隔地區相互聯結，並在全世界範圍內不斷加強這種關係的過程。”[2]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影視劇的海外傳播文化影響力就在於探究影視作品是如何將負載著文化意義的生活行為方式與話語方式以戲劇化的形式呈現出來，並在傳播中完成具有人類普世情感和民族情懷的文化擴散。影視劇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在不同民族文化群、社會群中進行傳播，同時，也在傳播過程中不斷地接受來自異域文化的批判，形成了“傳播—接受—批判—傳播”的交互傳播模式。
我國影視劇的海外影響力比較微弱，影視劇進口與出口上存在著巨大貿易逆差，在國際市場上所占份額相當微小。我國影視產品在海外傳播存在種種問題，處境不容樂觀。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所說，相對於政治經濟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種“軟力量”，但它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卻是持續不斷的。可見，文化上的“逆差”將降低個體性文化也就是民族文化軟實力的傳播。
中國影視在國際化傳播的過程中，其在內容生產上不應隻表現為文化符號的表象性，更應發掘深層次的文化性格。“自我界定是一切文化的活動之一。它有自己的辭藻，有一整套儀式和權威形式及對自身的熟悉。可是，在一個前所未有地被電子通信、貿易、旅遊和能極速擴大的環境與地區衝突危機連接在一起的世界裏，強調身份認同絕不僅僅是個形式問題。”[3]在資本與內容博弈的娛樂業生態中，影視產品最核心的競爭力依然是內容，以故事表達人性深度是影視劇敘事的關鍵，如果故事失去人類價值判斷，則必將淪為毫無文化負載的商業消費品，而當遊戲化成為影視創作的通用模式，這門藝術也就失去了根本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