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初中國電影的起步階段開始，中國的電影公司便一直探尋著民營之路，從較有影響力的明星公司到漸漸與之勢均力敵的天一公司、聯華公司，再到後來的藝華公司、新華公司，以至抗戰後的昆侖、文華公司，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營電影企業。除了這類產量較多的民營企業之外，那些產量少的民營公司或者“一片公司”就更不勝枚舉了。而相對於來勢洶洶的民營電影公司，官辦的“國營”電影企業可以說是“寥若晨星”。中電、中製、西北、中農幾個電影公司，加上華影、華北，從數量上說根本無法和民營公司相提並論。因此可以說，在1949年之前，民營公司的發展總體來說是具有極大的生存空間的。與1949年以前民營公司一邊倒的狀況相反的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計劃經濟成為時代主調，公私合營的大潮席卷而來，這使得民營電影公司頓時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土壤和空氣，很快絕跡；相應地，國有電影體製一統天下，所有的從業者一概被收編為國家工作人員，這樣的局麵持續到了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有所鬆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十年動亂時期，在新時期正式吹響改革開放號角之前，來自電影界要求有限度地打破國有體製壟斷電影業的呼聲，伴隨著國家政策的左右搖擺，一直斷斷續續、高高低低地存在著。“私權”觀念在電影界是如此強烈，並不會因一時的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的高揚而自斷香火。
消失了幾十年的民營電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逐步走向開放的環境中，慢慢重新孕育成長。最初的表現是，電影製片業開始出現了零星的民營資本投資的成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在政策上還隻允許國有16家電影製片廠拍攝故事片的情況下，就有非國有資本投資電影攝製了。”[1]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受乍暖還寒的整治氣候之影響，民營資本對電影製片業的投資，不敢堂而皇之地出現，更多隻能在幕後低調進行，圖利而不敢圖名。就是這樣躲避在國有電影機構的羽翼之下，民營電影在國有電影體製還無法輕易被撼動的格局中，盡可能地尋找灰色地帶和政策縫隙，以期爭取進一步生存發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