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形成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麵。一方麵市場中可被用來支配的資金來源更加多樣、全麵；另一方麵市場本身在供求關係的調節、資源配置的優化、競爭機製的激發等方麵的優勢都促使我國經濟朝良性健康的方向發展，電影行業也由此轉軌，開始向市場化、產業化、發散化邁進。
1993年國產影片的產量下降50%，觀眾人數下降60%，票房總收入下降35%，發行收入下降40%[1]，電影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原廣播電影電視部於1993年1月5日和1993年5月31日發布了《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製改革的若幹意見》（簡稱3號文件）和《電影行業機製改革方案實施細則》。在兩項文件的刺激下，投資的多元化使得電影業短期內煥發活力。當年2月，陳佩斯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其後的三年多時間裏他投資拍攝了四部電影和一部電視劇：《臨時爸爸》（1993）、《編外丈夫》（1993）、《孝子賢孫伺候著》（1994）、《太後吉祥》（1995）和《飛來橫福》（1994），公司注冊資金也由當初的100萬元積累到了400萬元。[2]對於經濟效益的追求使得一些副作用顯現，大量靠視覺賣座的武打片、警匪片和槍戰片紮堆出現，忽略了我國電影曆來保持的人文傳統和對影片藝術性的開掘，在創新文化主體、人文自覺性和滌**人的精神方麵貢獻甚少。對此原廣電部電影局於1993年9月10日發布了《關於加強電影製片廠向社會籌資拍攝故事影片管理的規定》，對製片廠和投資者的義務和責任做了規範和指導，以保證電影在思想性、藝術性和技術上的質量。
1994年原廣電部電影局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行業機製改革的通知》（簡稱第348號文件），從1995年1月1日起擁有發行權的單位有權向全國21個省、市各級電影發行、放映單位發行經國家電影審查機構審查通過並頒發準映證的影片。電影流通領域的逐步放開使得原本受地區版權壟斷、發行層次冗雜等弊病羈絆的電影行業又向前邁進一步。民營電影公司投資的一係列影片成為1995年的發行精品。《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在山西和四川的放映權共賣得100多萬元；《陽光燦爛的日子》在北京、上海創造了各超400萬元的成績；《紅櫻桃》更是以上海700萬元、北京400多萬元、廣州200萬元成為當年票房的佼佼者。[3]1996年頒布的《電影管理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國家鼓勵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以及公民個人以資助、投資的形式參與攝製影片。作為一部對電影實施全麵管理的重要法規，能夠鼓勵電影投資的多元化，對於民營電影企業來說是一個難得的信號。為迎接香港回歸而拍攝的《鴉片戰爭》耗資近1億元，在當時創造了投資金額的新紀錄，而其全部資金是由民間——成都匯通城市合作銀行、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上海謝晉—恒通影視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資有限公司——籌措而得。謝晉導演表示，充足的資金使他“能夠在營造曆史環境、塑造曆史人物方麵得心應手，使影片具有一種具體而可信的曆史真實感”[4]。當年為拍攝影片所搭建的拍攝基地“19世紀南粵廣州街”，成為橫店影視集團（隸屬橫店集團的第三產業之一）的最初創業的基礎。現在該集團已是一家集影視拍攝基地、影視城旅遊、影視投資製作放映等為一體的大型民營電影公司。[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