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1977年初夏。在北京大學一間明亮的書房裏，朱光潛先生對我說，要學好外文，不僅要通過外文吸收西方的美學，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外文向西方世界介紹我們中國的美學。朱先生的話連同他書房燦爛的陽光深深地印入我的心田。他那次送我的英文版《柏拉圖選集》我一直珍藏著，視為至寶。
朱先生說這番話時，中國已經進入了新的時代，國門已經打開，西方學術、文學、藝術源源不斷地被介紹到中國。李澤厚先生主編的“美學譯文叢書”在中國美學界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1980年，當時主持《美學譯文》的朱狄先生讓我譯英國美學家哈羅德·奧斯本的一篇美學論文，我找了一位朋友合作，將它譯了出來。當時，心中實在無數，不知道譯得行不行。於是將譯文寄給了朱光潛先生，想請他老人家審讀一下。不久朱先生將譯稿寄回了，信中說：他比較忙，加上年紀大了，眼力不好，我們的譯文是他的兒子、時在安徽大學任教的朱陳審校的，朱陳的英文與中文均好，可以放心。後來，據朱先生的侄子朱式蓉教授說，盡管朱陳已經將文章審校了，朱光潛先生還是將譯文看了一遍。朱先生去世已經17年了，朱先生對我恩重如山，我曾在《我的美學引路人——朱光潛先生》（載《名人傳記》1989年第5期）和《關於朱光潛先生譯稿的說明》（載《複旦學報》1989年第4期）中談到過先生對我的教誨與提攜，但這件事沒有寫進去，我想借這本書出版的機會表達對朱先生的不勝感激之情。
由於我上大學是在“文革”前與中，英文一直沒有學好，但我一直在學。先是做點兒翻譯，除了我上麵提到的奧斯本的論文外，我還譯過一本名為《人生道路的選擇》（［美］戴維·坎貝爾著）的小冊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譯過英國美學家科林伍德的《藝術原理》部分章節，發表在《江蘇美學學會通訊》，譯過美國著名學者、作家愛默生的《論美》以及一些美學詞條，發表在我主編的《美育》上。在《美育》上發的譯文我都用筆名。馬奇先生主編的《西方美學史資料選編》選用了我譯的愛默生的《論美》（原載《美育》1984年第2期.筆名“東行”），當時版權意識比較差，也未向馬先生要過稿費與樣書，馬先生一直不知道是我譯的，別人也不知道。馬先生能將我這篇譯文選進去。我已經是受寵若驚了，哪還想到要稿費？馬先生也是對我有教誨、幫助之恩的美學家，他今年過世了。借此機會表示我對先生的深切懷念與崇敬、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