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蔣孔陽先生，心中就感到特別的溫暖。翻閱蔣先生夫人濮之珍教授編選的《蔣孔陽：且說說我自己》，心中波濤洶湧，這本書中，收有蔣先生寫給我的27封信。我不能平靜地閱讀這些信，這些信是那樣密切聯係著我1980年至1992年那一段歲月，蔣先生的信勾起了我對那一段生活的回憶，那是一段不平凡的生活歲月。
時光在流逝，蔣先生離開我們也有十多年了，然而，他的身影，他的聲音卻一直清晰地活在我的心裏：
我想起在上海他的寓所與他的聚談，想起他帶我去複旦的教工食堂吃飯，想起他帶我去看望伍蠡甫先生，去複旦的賓館看望葉嘉瑩先生……
我想起1983年在廈門與他的聚會，那是一屆中華美學學會的年會，會後，我與他還有他的女兒蔣紅等一起去遊泉州的清涼山，去訪集美村，汽車在坑坑窪窪的馬路上顛簸，雖然有些累，但先生自始至終情緒很高……
我想起1984年在長沙與他的聚會，我帶著他還有王朝聞先生等數十位美學家去湖南的張家界，我記得我陪他遊腰子寨，途中本來很累了，想下山，但蔣先生說再堅持一會，結果看到了天下奇景——天橋。蔣先生興奮地說，還是王安石說得對啊：“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誌者不能至也。”[1]從張家界回長沙，我與先生並排坐，一路聊天，真是難得啊！
我想起1990年蔣先生與濮先生來訪杭州，我陪他們遊覽西湖。回來，我將一些照片寄給蔣先生。感謝濮先生看重我們的這次遊覽，更是感謝濮先生對我的器重，她在編《蔣孔陽：且說說我自己》一書時，用了我們三人在西湖的合影。
……
我與蔣先生通信始於1980年8月。當時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編輯，社長黎維新與文藝編輯室主任黃起衰在一個會議上拜會了蔣孔陽先生，回來後對我說起此事，讓我與蔣先生聯係，當時我正在籌辦《美育》雜誌，亦想請蔣先生做顧問並賜稿，於是就爽快地答應了。聯係上以後，有種種機緣見麵，晤談，以及學術上的請教、切磋，很自然地，我為蔣先生的人格、學問所吸引，服膺於他，親近他，由衷地將他看作我的老師、我的尊長。那些年，我與上海的美學界走得很近，上海一批美學家都與我很熟，他們編集子總想到我，我對蔣先生說，好像是上海美學學會的會員了，蔣先生說，就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