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費孝通先生在為一套翻譯叢書[1]撰寫的總序中說：“社會學恢複有20年了，我希望我國學者自己在積累教學經驗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也能夠陸續出版一批我們自己編寫的、更加結合中國國情的優秀教材。逐步做到以我們自己的教材為主、翻譯教材為輔，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的社會學就會真正逐步成熟起來。”本來是為翻譯叢書作序，老先生卻深情地提到並寄厚望於“我們自己編寫的、更加結合中國國情的優秀教材”，特別是把這件事與他晚年大力倡導的“文化自覺”、一直強調的“中國社會學者的責任”聯係起來，情也殷殷，責也切切！
如今，又有10年過去了，費先生仙逝也已4年了，重溫他的教誨，感受到莫大的激勵。費先生在90高齡時，尚能有提出“文化自覺”這樣的大創造，有“美美與共”這樣的大胸懷，有“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這樣的大構想，我們應該學習他的精神，鼓起勇氣，做一些應該做而又能夠做到的事情。
費先生以及許多老一代、新一代的中國社會學家，寄厚望於“我們自己編寫的、更加結合中國國情的”教材，並不是出於狹隘的民族情感，也不是刻意堅持中外之別，可能首先是出於對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理解。為什麽開創了中國社會學的老一代社會學家在把社會學引入中國的同時，就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任務，[2]並且身體力行、矢誌不渝？為什麽費老說，中國社會學應該從中國自己的土壤裏生長出來？
1999年春節，費老把他新出版的文集《從實求知錄》簽贈給我，其中有多篇文章談到社會學中國化。1988年在《舊燕歸來》一文中，他談到“社會學中國化”的含義，“用現在的語言來說，意思就是主張中國的社會學應當聯係中國的社會實際。社會科學理論的來源是當時當地的社會實際，而且應當為當時當地社會發展服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