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士改革對波斯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方麵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改革大大加強了大流士的君主專製統治。他不僅對一般臣民有了生殺予奪的大權，就是對波斯貴族奴隸主、高級軍政官員也是如此，這就使波斯的統治擺脫了原始民主製的束縛。例如，曾經參加過反對高墨塔的七個貴族之一的音塔普列涅司及其絕大部分親屬，就被大流士以輕視他的宮廷禮儀、私闖國王寢宮的罪名處死了。[1]應當說，大流士的君主專製不僅是大流士個人權欲的表現，也是波斯奴隸主貴族鞏固自己階級統治的需要，因而才為波斯奴隸主貴族所容忍和支持。
大流士改革大大加強和完善了波斯帝國的國家機器，擴大了波斯帝國統治階級的階級基礎，從而大大鞏固了波斯奴隸主貴族對被征服地區人民的統治。所以我們看到，在此後將近兩百年的時期裏，波斯帝國沒有發生過像高墨塔事件和大流士剛上台時所發生的那樣大規模的起義（雖然小規模的起義曾時有發生，例如希波戰爭時期及以後在一些地方發生的起義），即使在希波戰爭時期波斯遭到了慘重的失敗，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起義。
在經濟上，大流士改革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麵，他的改革使波斯奴隸主對被征服的地區的剝削製度化了，鞏固和加強了波斯奴隸主貴族對被征服地區的剝削。他的賦稅製度對各地都是一種沉重負擔，尤其是埃及、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這樣一些地區更是如此。波斯奴隸主對被征服地區人民隻顧剝削，不管建設，很少建樹，竭澤而漁，破壞了那些地區生產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改革還打斷了埃及、兩河流域等先進地區的奴隸製社會發展的進程，延緩了這些地區奴隸製生產關係的崩潰；但另一方麵，它鞏固了波斯和東部伊朗、中亞等原來較為落後地區的奴隸製度，使波斯和東部伊朗等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長足進展（雖然波斯地區的發展主要是靠對外掠奪的財富而發展起來的）；它在客觀上與古代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