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我在嘉陵江畔合川的一所中學上學，最喜歡的課是音樂課。音樂課每周一次，在下午上課，我每周都盼望著這天下午快快地到來。我最喜歡的老師是音樂老師羅鬆柏先生。他是湖南人，他教課時用湖南口音通過共鳴腔說話，聲音很大，今天猶在我耳邊震響。他教音樂不僅上課認真，而且在課外熱心組織各種音樂活動。這些活動我都參加。有一天他在他自己的一架搖發條的留聲機上用竹針（抗戰時買不到鋼針）放送貝多芬“田園交響曲”，從此以後，在我的心中樹起了不可磨滅的貝多芬崇高的形象。
這首交響曲讓我感受到音樂這種藝術具有影響人類心靈的巨大力量。我立誌要從事這樣的工作，於是我在中學畢業後上了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抗日戰爭時期全國唯一的音樂學府。
但事與願違，由於我急於提高我的鋼琴水平，以能早日彈奏貝多芬的作品，在深夜加班練琴，觸犯了校規並被剝奪了練琴權利，氣憤之下休學離開了音樂院，去滇西服役，為那時的盟軍—美軍軍官做翻譯。
後來我轉入昆明西南聯大學外國文學，然而我“身在曹營心在漢”，心裏總抱著有朝一日再回青木關複學、繼續實現學習我所熱愛的貝多芬音樂的願望。但命運作了另外的安排，我進了西南聯大後，那裏的民主空氣和自由的學術風氣吸引了我，後來我被卷入昆明的“一二·一”反內戰學生運動，目睹同學被國民黨特務軍警慘殺，我就不忍心離開患難與共的西南聯大的同學了。
我離開了國立音樂院，並沒有離開過音樂活動。大學時代，我一直在與學生運動相結合的群眾歌詠活動中當合唱指揮；我也沒有離開貝多芬，在昆明西南聯大和後來北平的清華大學，隻要聽說哪兒放貝多芬的音樂，我必定設法前去聆聽；甚至在“一二·一”反內戰學生運動中，受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樂影響，我寫出了死難烈士的“送葬歌”，這個歌，至今在昆明青少年中傳唱。後來我自己有了一架別人送的破舊的手搖留聲機，有著借來的一些唱片。一套克萊斯勒（Kreisler）演奏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快轉唱片，不知道被我聽了多少遍，我很早就可以把它從頭到尾背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