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記得列寧說過一句話，曆史常常與人開玩笑，當你想走進一間房裏去，卻發現自己走到另一間房去了。這話意思是說，客觀事物的發展並不常常順應人們的主觀願望或者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這話含蘊的唯物主義的道理是很深刻的。但是，有時聽了這話，感覺好像有一點宿命論的味道。它似乎在說，人幹什麽事受著一個不能預知的偶然的力量，有人稱它為“命運”的擺布，主觀的願望和誌趣並不起多大作用。
我現已處垂暮之年，回顧一生和音樂的關係，我對列寧這句 “走錯房間”的話曾長期產生強烈的共鳴，即我原來朝思暮想走進音樂這間房間，而且這間房幾乎被我進成了，後卻發現自己出現在另一間房裏—與德國語言文學打了45年的交道，也就是說，在另一間房裏待了大半輩子。但是奇怪！終了，我又回到了原來那間房—音樂：從1986年起在北大教音樂，一直教到2004年，時年81歲。告別講台後，占據我生活大部分的還是音樂，聽的一直是音樂，讀的和寫的也是有關音樂方麵的居多。這又叫我感到列寧的那句話好像對我並不適用，至少它有例外。回顧我在這世上渡過的87個365天的生活，主客觀矛盾著的思想和事物，不斷經曆著量變到質變的辯證運動，主觀會反作用於客觀，偶然最後還是受製於必然。
我若是在“這間房裏”學個歌德，對我原來所愛的音樂來一個歌德式的“斷念”（Entsagung），俗話叫“死了心”，倒也罷了，偏偏我對它一直斷不了念，死不了心，以致在“**”期間由一位工人師傅主持，由原是同事的一位“革命派女將”當參謀，由一批“革命小將”對我進行了一次所謂“專題批判”，批判我在北京大學西語係“吹捧”貝多芬，向學生散布“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我提出這件事的目的，並非是秋後算賬，而是想證明，我身在非音樂的另所“房間裏”，還一直念念不忘音樂、不忘貝多芬。鬥我的人要我交代在學生中傳播貝多芬的“罪行”，但我並不認為這是罪行，相反我把這看作是我的光榮和驕傲，因為我的學生是學德文的，音樂是德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貝多芬是教人奮鬥，教人樂觀的。我這樣做，這有什麽錯！我當然說不出他們所需要的“低頭認罪”的話來。革命小將們不知道貝多芬為何人，這是可以原諒的，但那位受指派的女將是教歐洲文學史的，是我的同事，她應該知道貝多芬是一位以他的音樂給人類帶來希望的大藝術家，我們中國人稱他為“樂聖”。她卻帶頭逼問我：“你交代你現在對貝多芬怎麽看？”我以沉默對待她的問題。說實在的，在“**”中受批鬥是家常便飯，我憑經驗知道在這種場合“沉默是金”，但當時“小將”異口同聲大叫斥責我不老實，逼著我一定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