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1年巴爾福的首個英譯本《莊子》問世，《莊子》英譯的過程已有一百三十餘年的曆史。《莊子》的英譯史也是英譯者對其接受闡釋的曆史。譯者身兼雙重身份，即原作的讀者和譯作的作者。作為特殊讀者的譯者是不可避免地先在地具有了自身偏好和預設的讀者，因此他們在翻譯時很難如鏡子一樣原原本本地反映原文。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們往往受製於個人的審美體驗和認知作用的局限而能動地進行翻譯。《莊子》英譯本為我們提供了文本證據去反觀譯者的審美體驗和認知模式，使我們可借以與原作所力圖展現的審美體驗形成比照。本文側重以審美意象為研究對象，探討翻譯過程中的審美等效問題。
《莊子》的哲學具有美學特征，它以有形寄寓無形，以有限表達無限。《莊子》的哲學不同於邏輯思維謹嚴、層層推理演繹的現代哲學，它是在意象思維主導下產生的詩性的人生哲學。它對人生義理的闡發寄托於奇詭迭出的審美意象。審美意象的出現不是莊子通過外求“格物致知”的結果，而是他轉向內心探索的精神境界之升華。顯而易見，出現在《莊子》中的審美意象不同於外界事物自身呈現出來的“物象”，而是經過莊子的意象思維加工而變形的莊周內心的“心象”。我認為，《莊子》作為一個哲學文本，其中包含的審美人生觀是莊周情誌的外在表現。從作者創作到譯文產生所經過的步驟是：作者情誌——意象表現——譯者接受——譯文再現。
在結合莊周所處的曆史背景對《莊子》文本進行分析後，我認為莊子實現了自我在精神上超越的三個階段：處世——超凡——體道。本文對表達這三個階段的審美意象進行了分析。同時，我還通過譯者對審美意象的具體傳譯方式、譯者的注解、譯者序、跋等方麵的文獻，較深入地分析了譯者對原文審美意象的接受。在進行這一研究時，我把重心放在回答如下幾個問題上：一、譯者用譯語的“對等意象”置換原文意象時，是否把與譯語意象相關聯的一係列不同於源語意象的審美體驗強加於源語文化？二、譯文中圍繞著該意象的用詞是否烘托了與源語意象褒貶相反的審美情緒？三、譯者在對原文意象理解的基礎上，在翻譯過程中做出了怎樣的努力，采取了什麽樣的翻譯策略來傳達原文意象的美學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