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的目的，從大的範圍來講，在於通過內外部諸要素的整體和諧互動，幫助個體實現“天人之和”“人際之和”以及“個體的身心內外之和”，進而促進個體逐漸生成“身心和諧發展的人格特質”，最終使個體的身心素質獲得和諧發展，成為一個身心健全的人。[22]中國傳統的“和”文化內涵豐富，意蘊深遠，以“和”育德的思想也源遠流長。自從先哲們將“和”的含義由味和、樂和的初始之義引入天地和、人際和的哲學與倫理學範疇後，“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具備了國家治理、政治教化的功能意義以及賦予了個人德行修養的內涵。尤其是在儒家注重倫理道德思想的推動下，“和”成為“至德”，是個人的重要德行之一，具有重要的德化功能。早在《尚書·堯典》中，堯就提出了“協和萬邦”的和諧政治目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禮·地官·大司徒》提出了教民的六項道德標準：“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它將“和”視為人的六項美德之一。春秋早期，管子提出“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管子·幼官》）。他認為，統治者憑借道德畜養民眾，按照萬物和民眾的本性來管理社會，那麽，民眾的和睦團結、齊心協力可以使國家立於不敗之地。春秋時期，道家強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萬物是道通過陰陽二氣互動達到和諧狀態時所生成的，道家強調“和”的重要生化作用。儒家則將“和”納入人際交往的倫理道德範疇，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將“和同之辨”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道德標準；並且提出了“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以“和”作為“禮”的目的，使等級調和，減少對立，防止衝突。[23]《中庸》中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它認為，“和”是天下最普遍的準則，將“中和”視為世界萬物穩定發展的原因。孟子在《孟子·公孫醜下》中指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它將“人和”位於天時與地利之上，突出強調了人際關係和諧的重要價值與作用。荀子在《荀子·王製》中指出，“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以及“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荀子認為做到了“和”，就達到了“強”，就可以“勝物”，然後能夠確保“百事不廢”。漢代董仲舒則明確提出，“和”不僅是君子的個人美德，更是天地之間最高、最大的一種德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載：“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是故，“德莫大於和……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從古代思想家的主張和典籍的論述中可知，“和”在中國傳統德育係統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價值，在這種尚“和”文化的長期熏陶與影響下，中國人增強了以“和”修德的強製性與自覺性。而且，傳統“和”的思想與道德的屬性是高度契合的。因為，道德的基本內涵是人們在共同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的行為規範的綜合。它同樣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個人內部身心關係，並促進其和諧統一。“和”不僅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基本屬性和曆史傳統，更是其建設和教育的根本價值取向。[24]因此，傳統的“和”文化也為德化育人提供了具體可行的資源與規範，在當代道德教育中弘揚“和”文化，培養各方麵和諧的人才或個體的和諧人格，都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與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