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指標是我們描述宏觀教育事業發展、認識教育事業發展內部結構特征的工具。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之際，推出《中國教育改革開放40年：關鍵數據與國際比較卷》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麵，它讓我們有機會再次回憶當年波瀾壯闊的“普九”攻堅，“窮國辦大教育”的眾誌成城，在一些關鍵指標上，我們一路向前，縮小了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與發達國家“可比”的國家。另一方麵，這些指標顯示，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中國教育事業也麵臨著艱巨的轉型，從規模擴張走向全麵的結構調整，當年的社會動員戰略和工作方式都需要改變，從可見的大發展、大擴張，走向細致的供給結構調整、供給體製探索和教育需求幹預。
站在內涵式發展的關鍵點上，《中國教育改革開放40年：關鍵數據與國際比較卷》還具有學術意義。在擴張階段，教育指標的作用一直是描述發展和增長，於是，在很多人的眼裏，指標的作用便是描述規模和結構比例的變化。事實上，指標的設計是和關鍵的政策問題結合在一起的。當教育事業走向內涵式發展道路時，指標的設計理念也要因此發生變化，指標還要能回答教育事業發展需要多少資金、多少教師，有多少學齡兒童進入哪一級教育。但是，指標更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家庭和各級政府分別擔負了多少，這樣的分擔對於家庭的代價感是多少，分布如何？教師的工作時間在教學、輔助工作和學生發展方麵的支持分別是多少？在高中和大學越來越普及的時候，沒有上高中和大學的是哪些人？年輕人從義務教育到高中和大學的過程，有哪些入學模式？教育指標在分析教育政策和監測教育事業發展方麵的功能還遠未呈現出來，需要學術界更多地理解教育政策的信息基礎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