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質量是一個普遍的世界性的永恒話題。在高等教育規模小、受眾人數少、在經濟社會的整體結構中的地位比較有限、對市民社會影響不大的情況下，質量問題似乎不太突出。因為能夠接受教育的畢竟是少數，而這少部分人又是經過大浪淘沙、千挑萬選出來的，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質掩蓋了質量問題。當知識經濟興起，高等教育大眾化到來，傳統上高等教育所承載的集政治、文化、科技於一體的精英屬性被稀釋，世俗生存和生活的經濟性及工具性價值現形，甚至被放大，尤其是在民辦教育加盟下，高等教育迅猛擴張，當高等教育就讀機會像“菜籃子”“自來水”和“天然氣”一般不可或缺且容易購得，乃至成為民生的重要構成的時候，人民的滿意不滿意就與基礎階段有所不同。麵對畢業後收益對投入的簡單運算，滿意的內容更加豐富了。如果說基礎階段民間對教育的評價還是一種近視的、直接的、簡單的、可測量的學業成績和升入下一級教育的資質，那麽，在高等教育階段，老百姓開始從對過程的關注中解放出來，質量問題交由抽象的公眾，尤其是公共知識分子去議論，個人對教育的注意力暫時休息或者關閉，直到畢業的新重要關頭開關才再度打開。就業是大學生個人的事，但是在畢業的時候家長們義不容辭地披掛上陣，發動新一輪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運作。在升學率獲得“指標化”地位的情勢下，高等教育機構也在自我覺悟後或外力驅動下，將廣開“產品銷路”、提高就業率納入責任範圍。當往年的大學畢業生尚未完全就業，新一批已經加入了競爭行列，就業率就像是股市一樣低迷，選擇什麽樣的高等教育自然成為家長們新的席上和茶餘的談資。與此同時，國際高等教育在金融危機的重創下，一些昔日執守“象牙塔”精神、展現“仙風道骨”魅力、不肯沾染世俗塵埃的世界名校，現在也不得不回到人間，為了生存，將國際留學生作為“現鈔母牛”，其注意力投向國外的富人或中產階級。至於一些本來就沒有多少國際學術資本的教育機構，更是抓住後發國家的“留學妄想症”和“看西洋鏡”心理，向國外居民的腰包伸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波又一波適齡學生放棄祖國的教育係統遠渡重洋求學尋夢，帶走了舉家多年的積蓄，留下了對國家教育自信的反諷。老百姓如何選擇不是高等教育界應該回答的問題，高等教育應該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怎麽才能影響老百姓的選擇”，“我們怎樣才能不辜負老百姓的選擇”。換句話說，高等教育要反躬自問，如何才能做到“讓四方來賀”，而不是為別人“作嫁衣裳”？顯而易見，這涉及自身的質量問題。對高等教育質量的評價有許多觀察角度。任何評價都不可能是純粹的客觀白描，而是特定角度下的特定價值觀體現。高等教育體積龐大，係統複雜，不可能從實體上窮盡質量問題。現場的真實的質量狀態需要走實證和田野的路線才可獲悉。但是，如果沒有在思想層麵的“先見”掃描和梳理，就會將質量的“常識”當作知識。依靠停留在與現實同一層麵的認識而指望獲得質量的升級，無異於提著自己的頭發上天。“我思故我在”，作為對高等教育質量的觀察者和實踐者，我們無法把握現實完滿的實在，但是可以把握我們的“思想”。從“思”的層麵切入質量問題，對“書齋研究”而言，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方法。高等教育質量觀是人們對高等教育質量的一種看法。其中，人們、高等教育、質量是三個關鍵詞。以往的討論對高等教育和質量這兩個關鍵詞關注較多，但是，對“人們”或有所忽略，或重視不夠。事實上，從認識上講，站在不同的層麵和角度看到的問題的性質和程度是不同的。從實踐或行動上看，在高等教育這個大係統中，不同的角色、職務和行為對這個係統的影響也有很大差異。所以，無論是從學理上界定高等教育質量觀，還是從實踐上檢討質量觀，都需要將人的因素考慮在內。從而，“誰的”“什麽高等教育”的“什麽質量”的觀念，如果不是簡單的文字遊戲或同義語反複，就是對高等教育質量觀的界定。這就需要對觀念主體的梳理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