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專業的創立首先需要專業的師資。作為新中國第一批留學蘇聯且專攻特殊教育的教師，我回國後根據個人誌願和當時的曆史條件，被分配到北京的一線特殊教育學校工作，在基層特殊教育學校工作了近20年，所以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改革開放後，因為特殊教育專業建設的需要，我被調到北師大負責建立專業。為了把我從二聾調到北師大，先後有不少老師通過各種辦法幫助我，包括當時在北師大教務處工作的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北師大資深教授、畢業於國立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的顧明遠等。顧明遠教授曾和我一起在蘇聯國立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留學，期間他聽過蘇聯盲聾啞女學者斯科羅霍多娃[1]的報告，顧明遠對她感人至深的報告的印象非常深刻。“**”前，顧明遠也去北京市第三聾啞學校參觀過。待到北師大要創辦特殊教育專業時，他就首先想到了我。最後經多方協調，前後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我才被調入北師大。這樣，我成為北師大特殊教育專業的第一個教師。
新成立的北師大特殊教育研究室隻有我一個人，是“一個人的研究室”。研究室未來的發展目標是建立專業和招收學生，還有很多準備工作需要完成，但畢竟一個教師的力量有限。我對北師大教育係的基本情況和人員都還不太熟悉，開展工作存在諸多不便。當時係裏的教學秘書秦忠洲老師熱心幫助我做專業建立前的各項準備工作，還幫我刻了特殊教育研究室的印章，幫助我做全國特殊學校的調查及材料整理等。這樣，研究室相當於有“一個半”教師可以幹活兒，我是專職，秦老師是兼職。
“一個人的研究室”還需要繼續招兵買馬。我本想將北京市聾校的教導主任或校領導調到北師大，因為當時聾校教師還有可能到北師大工作。但是他們有一個顧慮，就是一旦到高校工作，相當於工資15%的特殊教育教師補助就沒有了。那時，一個教師每月就隻掙幾十元錢，15%的補助就是八九元錢，八九元錢相當於一個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了。這些補助沒有了，對於他們的家庭來說是很大的經濟損失，所以聾校的老師並沒有來。顧定倩老師當時正好要從北京師範學院（現在的首都師範大學）中文係畢業，他曾在北京市第三聾啞學校任教。我就打算把他調過來，因為顧老師[2]擔任過聾校教師，手語沒問題。我的計劃是，將來開課時，我擔任特殊教育學、特殊兒童心理學、特殊教育史等幾門課程的教學，他至少可以分擔特殊教育教材教法等部分課程的教學。開設這幾門課程後，特殊教育專業的課程基本上就齊了，公共課有教育係老師的強大支援。為此，我專門到北京師範學院和顧老師談了兩次，他欣然同意。這樣，剛畢業的顧老師來到北師大工作，那年是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