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謝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南京市教育局、曉莊學校及陶行知紀念館，是他們幫我搜集了材料，從而使我能寫出這個在陶行知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我的目的是用現在的觀點評價陶行知對中國和世界教育學所做的貢獻。
為此，我必須在陶先生教育學中區分兩個方麵：一個是適應當時形勢需求所產生的東西；一個是主要的方麵，就是他在理論和實踐上做出的貢獻，也就是他的教育學的戰略和策略。
陶行知是在這樣一個國家開始自己的啟蒙活動的：在那裏學齡兒童的大多數是被摒棄在校門之外的，而人口的90%是文盲。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不可能使人們在可預見的將來組織廣泛的正規學校網。正確地評估形勢之後，陶行知把希望寄托在非正規的教育上。我認為，陶先生的重要功績之一，是利用教育學的實用原則來組織對兒童和成人的非正式的教育。曉莊學校進行的啟蒙教育活動，就是鮮明的例子。
我認為，在分析像陶行知的教育學這樣一種重大現象時也必須記住，他的觀點是不斷發展的，實踐豐富理論，反之，亦如此。這一點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出來。比如，從“教學合一”到“教學做合一”。南京師範大學丁明寬教授在題為《陶行知的教學論思想及其現實意義》一文中，論及了陶行知的觀點的發展。丁教授確切地指出，陶先生還在第一階段就宣傳了下列原則：教師的責任不在於教，不在於教學，而在教學生學[2]；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3]。以後到20世紀20年代，陶行知又對這個提法加以補充：“事怎樣做，就怎樣學。”但是，在研究這種及類似的“生活教育”觀點時，不能把它和陶行知當時與傳統的書本教育作鬥爭這一事實割裂開，不能和他的其他教育原則割裂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