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陶博士最初的認識是間接的。我買了一本育才學校出版的書。這個學校是由一個別有見地的、創造性的教育天才陶行知博士所創導的。這是一個以“培養人材幼苗”為職誌的學校，也就是說，除去受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基本訓練和教育外，任何兒童對於某種藝術或是科學有特殊才幹的都給以充分發展的機會。在中國國民黨所統治的黨化教育下所造成的一片死氣沉沉中居然有這樣一塊生氣勃勃的土地，使我大為驚訝。
我與陶博士第二次的認識仍然是間接的。那是通過成都的外僑朋友為他的學校募捐而發的捐冊。同時也是通過他的長子而認識他。那時他的長子正從事戰時工作，服務於美國新聞處。
一直到1946年的春天到了上海以後，我才親自會到陶博士。他在這時，除去負責他的一些學校外，還是民主同盟教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他那真正合乎大眾教育運動所需的遠大的計劃在本紀念冊內已有人說到。他同時也在大聲疾呼，組織委員會與公開演講以集合民主力量，使他們負責起麵對中國危機之任務。
陶博士具有強大的感召力，使得隨便哪一個善良的人，都願意貢獻出他的所能為社會作最大的服務，在實際的工作上教育他們，鼓舞他們。他目標純潔，行動篤實，生活刻苦自勵。沒有一個人比他更知道中國的真正需要，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勇敢果決的為大眾教育、為民主的組織與實踐奮鬥終生。
當昆明的進步教授為國民黨特務慘殺後的次晨，我去看陶博士。他知道他既是民主同盟上海的一個主要組織者與號召者，自己的生命也是處於危險之境。我依然深刻地記著他對我說話時悲痛的音調：“國民黨專橫獨裁已經有20年了。他們擁有全國的軍隊與警察，然而他們還要像蛇蠍一樣向上爬，去暗殺那些進步的手無寸鐵的評論者的生命。”從那時起，他就趕忙整理他的文章，完成那些待寫或需修正的詩稿，並組織更多的群眾性大會以推進民主的力量。當他不能再抽出時間對他們講演時，他就利用他的說服力量，對他的朋友去講。在這全部的時間內，他的身體都是處於高血壓之下的。他拒絕應有的休息，毫無疑問的是因為他自信他終究不能逃過特務屠殺的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