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就南洋各地來說，算是個比較偏僻的地方。這裏的華僑社會，信息十分閉塞，僑胞們長期過著“安分守己”的生活，他們勤勤懇懇地從事各自的職業勞動，和緬甸人民相處得很好，素有“胞波”（緬語，同一卵所生，即同胞之意）之稱。他們和其他各地華僑一樣，熱愛家鄉，熱愛祖國，具有強烈的民族感情。他們生怕自己的子孫後代緬化忘祖，所以凡有僑胞聚居的地方，都有僑校的設立，哪怕隻有十來個孩子的小鄉村，也要請個“先生”去教他們的子弟學習祖國的文化知識和為他們辦事。他們對於陶行知“先生”是十分尊敬的。他們要求“先生”除教育他們的孩子外，還要求能夠按照祖國的風俗習慣、民族傳統美德，為他們的公益事業多出主意想辦法。
緬甸興實搭埠的銘新學校，附設幹鳳山寺裏，該寺就明文規定：“教師須兼理華僑公益事務，如調解民事糾紛，為善男信女辯簽詩以及為僑眾主持、協理婚喪喜慶等事宜”。因此，這個學校的教師，便成為當地僑眾的“中心”人物，而學校也就成為當地華僑“神、政、教”三位一體的最高機關了。
教育是一種社會現象。有了各種各樣的現象，才需要辦各種各樣的教育。教育問題同社會的聯係是十分密切的，可以說教育問題也就是社會問題。
陶行知先生說：“學校沒有改造社會的能力，簡直可以關門。”可知改造社會的擔子就擱在教師們的肩上了。
教師們有沒有能力挑起改造社會的擔子呢？這在當時緬甸華僑社會的情況是很難想象的。因為教師是一種賴以謀生的職業。為了怕丟掉“飯碗”，教師隻好千方百計去爭得董事們及學生家長們對自己的好感；而董事們也不希望教師們在規定的工作範圍外去“惹是生非”。再說，當時教師的水平都很低，能稱得上“合格”者，可以說寥寥無幾，都是一些在祖國念過幾年私塾，或替商店記賬退下來的老先生們，或由這些老先生們培養出來的一知半解的讀書人充任。這些人應付上已是自顧不暇，當然是談不上改革的。因而學校長期停留於半私塾狀態，華僑社會也因而長期保留著祖國清末社會那樣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