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誕生95周年，逝世40周年，國難教育社成立50周年，社會大學成立40周年。全國陶行知研究會第一次年會將於今年10月在上海召開。認真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在當前曆史條件下加以應用，為教育改革、培養人材和兩個文明建設服務，是開展陶行知研究和教育改革的重大課題。
1946年7月，陶行知先生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猝然逝世於上海。當時國統區和解放區都大為震驚，開展了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毛澤東同誌稱他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來同誌稱他為“無保留地追隨黨的黨外布爾塞維克”，宋慶齡同誌稱他為“萬世師表”，從政治上教育思想上對陶行知作出了全麵的高度評價。本文想就他的教育思想談些粗淺的認識。
陶行知教育學說自成體係，有著豐富的內涵。究竟應當怎樣闡述？還有待於今後進一步研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鮮明特點，卻是了解他的為人和讀過他的文章的人，都能強烈感受到的。我的體會，就是他的革命性、人民性、實踐性、創造性、民族性。
“站在教育崗位反帝反封建”
有人對陶行知辦教育是否進行革命工作曾表示過懷疑，甚至認為他搞的是“改良主義”的“教育救國”。陶行知光輝的一生已全麵否定了這個錯誤觀點。最近出版的《陶行知全集》提供的大量文章更證明他獻身教育特別是創辦曉莊師範以來，就從事教育革命，進行革命工作。早在二十年代後期，他在曉莊創作的詩歌中便說：“鐮刀到處無荊棘，鋤頭底下有自由。”後來又說：“光棍的鋤頭不中用，聯合機器來革命。”1930年春寫的《曉莊三歲敬告同誌書》中他更鮮明地說：“遇著阻力便不得不奮鬥，與土豪劣紳奮鬥，與帝國主義壓迫奮鬥，與傳統教育奮鬥，與農人封建思想奮鬥，與自己帶來的偽知識奮鬥。”這裏，他已把自己辦教育的目標，教育的性質和功能說得很清楚。在回顧曉莊三年所走過的曆程時，他指出“社會的中心問題便成為學校的中心問題，這就是政治、經濟問題。”“這種主張和‘教育不管政治’一類的傳統思想衝突。凡是憑著特殊勢力，以壓迫人民，致民之欲不得遂，民之情不得達的，都是我們的公敵。”當陶行知得悉曉莊被蔣介石查封時，他在《護校宣言》中更是旗幟鮮明地宣稱：“曉莊所幹的是順著時代革命的革命教育。站在時代革命更前線的是我們的導師。”曉莊被封，他被通緝，和一批師生逃亡到上海，談到曉莊三年時，大家一致認為曉莊是“站在教育崗位反帝反封建”，陶行知並指出“我們是實際的革命者，我們已經打了一仗”。確實，在當年的白色恐怖之中，在蔣介石的臥榻之旁，同反動派周旋達三年之久，使曉莊成為中外矚目的奇葩，陶行知是為革命作出了卓越貢獻的。但是，他也看到單靠教育不行。他承認曉莊“還沒有回敬人家一拳，就潰敗下來了。”但他並不悲觀，反而進一步提出 “教育是達到農民解放的一個工具。這個工具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武器”，“列寧革命之所以成功，就靠他有一支勁旅可以打敗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