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民外交使節
1936年7月11日，鄒韜奮在香港主編的《生活日報》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條通欄消息，大標題是：“大眾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國”，小標題是：“參加世界新教育會議，考察英、法、德、意、土、蘇聯、美國新文化狀況，宣傳中國文化及救亡運動的實況，征求世界人士對太平洋集體安全的意見。”陶先生對該報記者說明此行的目的任務：“我特別注意的是向會議報告中國的現狀、中國大眾文化運動和救亡運動的實況，以及中國大眾當前英勇奮鬥的事實。我要借此次國際會議粉碎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國際上的武斷宣傳，讓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國的一切。自然我也要報告中國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艱難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變中國的實踐。”陶先生又談到在倫敦參加世界新教育會議後，準備作世界旅行，以進一步達到上述的目的任務，尤其是要“喚起僑胞參加救國運動”。當時陶先生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救國會的執行委員，受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的委托，乘出國之際到世界各國宣傳抗日反帝，動員海外僑胞支援祖國抗戰，並爭取國際友人的同情和讚助，所以當時進步人士都說陶先生是“國民外交使節”。
出國前夕，陶行知在香港和他的親密戰友鄒韜奮，對胡愈之起草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作了修改，兩人先行簽字，然後由韜奮持至上海與沈鈞儒、章乃器作最後修正，7月15日四人聯合發表。8月10日得到中共中央的複信，聲明：“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願意與你們合作，與一切願意參加這一鬥爭的黨派組織或個人合作……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這兩個文件的發表，代表了億萬愛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起了振聾發聵、鼓舞人心的作用。陶行知後來在巴黎全歐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成立大會上，又作了關於團結禦侮的“再度說明”，引起廣大華僑的熱烈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