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有一條嶄新的思想路線，叫做人民的思想路線。用陶行知的話來說：“我們要跟老百姓學習，學習人民的語言，人民的情感，人民的美德，努力發現老百姓的問題，困苦，和他們心中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並認識他們就是中華民國真正的主人，要他們告訴我們怎樣為他們服務才算滿意。”（見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出版《教師生活》所載陶著《小學教師與民主運動》）這條人民的思想路線是一條嶄新的思想路線，也就是今天中國思想革命的方針。
我深信，陶行知走上甚至可以說是開辟這條人民的思想，曾經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在這二十多年中，陶行知的思想大體上經過了平民教育、曉莊師範、工學團、國難教育、育才學校、民主教育六個階段。然而，陶行知思想的特點，遠在他的平民教育時代就已經表現出來了。
五四前後，中國的思想界出現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仔細研究起來，主張東方文化的有一條思想路線，主張西方文化的又一條思想路線。這兩條路線都不是人民的思想路線。
在這個思想運動中，有兩個安徽人起了極大的作用。一個是家學淵源的績溪的胡適，一個是家境清寒而由教會學校出身的歙縣的陶行知（陶先生係歙縣耶穌教堂內地會所設立之崇一學校畢業）。這兩個人都在美國進過學校，都受“實驗主義”的影響，又都在大學教過書。然而，到後來，這兩個人的思想路線完全不同。胡適雖然脫離不了中國的士大夫氣，他的思想路線，卻始終是西方文化的路線。陶行知對於東方文化的淵源不及胡適那樣密切；對於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及胡適那樣精深；就一般人所稱學術造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適那樣宏博。然而，在思想路線上，胡適不能與陶行知比擬，胡適因襲了所謂的西方文化。陶行知卻在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之外，開辟了一條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線。陶行知是新中國思想家的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