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和胡適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各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幾年以前，澳大利亞的一位教育史專家，來華訪問，向我提出一個問題：“陶行知與胡適是朋友，同在美國留學，同出杜威教授之門，有個時期，兩人合作，共同傳播杜威的哲學觀點和教育思想，為什麽若幹年之後，兩人分道揚鑣；陶行知且對胡適的所作所為，予以辛辣的批評。”
上述問題值得我們思考。陶與胡同一年出生於安徽的徽州，同生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同是出洋留學的知識分子，同受杜威教授的熏陶，歸國後，共同迎接杜威來華講學，分任翻譯之勞，宣傳杜威的實用主義（實驗主義）思想，積極提倡文教方麵的改進，這是他們兩人共同走過的道路。但是，他們的家庭出身和階級烙印，各不相同，少年誌趣亦各有特點；後來在文化教育實踐的探索中，在社會思潮的激**中，在內憂外患的刺激中，陶胡二人政治覺悟的差距愈來愈大，到了晚年，一個成為共產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一個成為崇拜孔夫子的洋博士。試分論如下：
一
胡適（1891—1962）生於十九世紀末葉，出身於官紳而兼商人的家庭。他在童年時期飽受封建主義的教育；青少年時期，接受清末的“新教育”；然後出洋留學，飽受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1917年歸國後，執教於大學，著書立說，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名噪一時。他曾主辦幾種雜誌，議論學術和政治，繼而參與實際政治活動，在對日抗戰時期，出任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卸任之後，掌管一個大學，反對學生運動；在不利的形勢下，離開大陸，最後定居於台灣。於1962年去世。
從胡適畢生的言行，人們可以看出封建宗法的家教，儒家的文化傳統以及近現代資產階級實用主義的思想在他的腦海中打下了深刻的錯綜複雜的烙印，他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典型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