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宏（1915—1975），小名桃紅，安徽歙縣人。陶行知長子。自幼受陶行知影響，8歲即在家中辦起“笑山平民讀書處”，教家人讀《平民千字課》。1931年，在陶行知創辦的自然學園，推行科學下嫁運動，在上海參加《兒童科學叢書》和《兒童科學指導》等書籍的編寫。先後在兒童科學通訊學校、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四川大學、北京大學理學院化學係、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及感光研究所等單位，從事教育與科研工作。曾負責育才學校自然組的管理工作。1950年赴蘇聯獲莫斯科大學化學副博士學位，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並創立中科院感光化學研究所。
陶宏是陶行知的長子，他出生的時候陶行知正在留美求學，親曆並見證了陶行知人生最輝煌的時期。從他三歲陶行知剛歸國任職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起，他的生活便緊緊地與陶行知聯係在一起，但他與陶行知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的’淡薄與‘非常的’深厚”。這種不同尋常的父子之情伴隨了陶宏的一生，他並未有太多記述與研究陶行知的文章，然僅《我和我的父親》此一文也已足以描繪一位兒子心目中父親的肖像。在作者的敘事中，陶行知為了事業，鮮有時間與家人團聚，但隻要他與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總喜歡與他們一起分享生活中的事情，通過在“做”中教育子女。在作者的心中，陶行知對他們的教育異常嚴格甚至“刻薄”，但由於沒有太多時間與家人在一起，隻能任由孩子們自由地成長。作者選取了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幾件小事來反映父親對自己的教育與影響，如三歲剛記事的時候，作者看見香煙嘴買來當玩具，被父親嚴詞嗬斥並燒掉，是作者人生第一次有記憶的家庭教育課，反映陶行知教子非常嚴厲的一麵。再如逢年過節作者總會收到父親的小禮物，平日有空時，父親也會帶他和弟弟一起出去玩和做些小事，又體現出陶行知作為父親很慈祥的一麵。盡管陶行知在教子方麵有任其自由成長的一麵，但當孩子遭遇特殊情況時，他又顯示出極大的關切，如作者在東南大學得了瘧疾病的時候，陶行知多次電告校長張伯苓要求給予關照；又如作者突然失蹤半夜未歸時，陶行知立即動員朋友尋找，並親到巡捕房、醫院打聽作者下落；再如作者在父親的要求下，堅持通過翻譯外文來達到堅持學習英文的目的，陶行知總是竭力地施以幫助，不時郵寄原版外文資料給作者翻譯，多次借回家之機熬夜為作者的翻譯稿校對。總之，作者在本文試圖通過回憶與父親之間的點點滴滴，來反映作為教育家、活動家的陶行知是如何教育子女的，對於研究陶行知家庭教育有著重要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