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二十九日起，我在本刊發表《陶知行主義是中國教育的出路嗎？（一）》一文，分四期登完（《明日之教育》第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各期）。本月十四日陶知行先生在《子缽先生捉虱子》的標題下，給以反駁。陶先生又以同一的內容在他以前作過主編的《生活教育》第二十一期用另一個題目，《答複子缽先生的批評》登載出來。望讀者諸君把這幾篇文字，都參看一下。
陶知行先生在《子缽先生捉虱子》一文裏劈頭就說：“記得一個夏天，有一位鄉下先生在竹**睡中覺，忽然走來了一個頑皮的孩子，拿了一支墨筆，輕輕的在他的麵孔上畫了一個鬼臉，然後跑出去，叫了許多人來看，看的人把肚子都笑痛了。”
的確，在陶知行先生的心目中，我那篇文字卻有著頑皮的孩子的意味。不過，我們並非給“鄉下先生”畫上鬼臉，而是揭露那老市儈的偽善麵具！
一
陶先生說：“我們同時提出三條出路，……一、教人少生小孩子；二、教人造富的社會不造富的個人；三、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
關於第一條出路，在陶先生的文字裏明明寫著：“中華民族之最根本的出路——即中國教育之最根本的出路——是什麽？少生小孩子。中國現代之教育者之最大的責任是什麽？叫人少生小孩子。”（重點是原有的——作者。）
這樣看來，小孩子顯然是中國出路的“最根本”的障礙物。但客觀的事實是：中國出路的最根本的障礙物，不是小孩子，而是“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貪官汙吏，土豪劣紳”之間的密切榨取連環之整個係統。我們不能了解陶先生為什麽拿“小孩子”的問題，來故意粉飾中國出路這一最嚴重而且最根本的障礙物。陶先生這種故意粉飾的作用是不是企圖轉移中國農人及一切廣大群眾，對於他們生存上的真正障礙物的認識？如果站在現實的富的分配的圈子裏，來空言創造富源，必然地隻能暫時地創造富的個人，不能創造富的社會。這一鐵的經濟原則，不知陶先生是否了解？現在陶先生立在這種“水旱、螟蝗、疾病、刀兵、盜匪、土豪、劣紳、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下的中國廣大群眾中，忽略了這些壓迫產生的根源，而烏托邦式地妄想用“少生小孩子”為“最根本”的工具以“創造富的社會，不創造富的個人”，以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這簡直是對於中國廣大農人及一切生產群眾的一種刻毒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