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定一同誌1982年在一篇文章裏有這樣的一段話:“早在1927—1937年這一段白色恐怖時期裏,白區的黨由於國民黨的‘寧可錯殺一千,不要放過一個’的法西斯政策,和黨內的王明路線,白區黨被破壞殆盡。……這時,異軍突起,出現了以宋慶齡、何香凝、魯迅、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為代表的非黨員的共產主義者,宣傳共產黨的主張,還宣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他們對革命是立了大功的。”(見《陸定一文集》781頁)這段話是符合曆史實際的,我是這段曆史的見證人之一。因為就是在這段時期的1930年,我有幸在陶行知主辦的曉莊學校裏當了一名末期學生,陶行知在上海主辦的教育單位裏,1932年冬我去當了一名教師(稱指導員),後來當了校長(稱團長),和他過從較密,知道不少他被通緝逃亡到上海後的活動情況,並親自受到他難忘的教益。對於當時地下黨的情況和陶先生怎樣由黨的朋友成為黨外布爾什維克,是比較了解的。圍繞這一問題,回憶當時的曆史往事,一位時代巨人的偉大形象,岸然立在我們麵前,令我欽敬不已。
我為什麽要去曉莊學校?因為我是一個窮學生。我的家庭是下中農,父母帶著五個孩子,由合肥老家遷居江浦,租種地主的地,經常借債,過著艱難的日子。我是長子,父母費盡心力要我讀書,以求改變門庭。在十四五歲時,進了縣城一家私立國文補習學校(也有數學、英文課程),每月除了交2元學費外,還需交五六元的膳費,這對於我的家庭來說是難以承受的。父親將大牛賣了再買小牛,省下一些錢供我學費。母親從離城數裏的鄉間,每天日出前挑送燒柴給學校,來抵付我的膳費。有一次在冬日大雪天,我剛一起床,見到母親穿著草鞋在雪地裏挑柴送到學校,腳都凍有裂口了,我心裏實在難受,再也不願這樣讀下去了。求教於這個學校的校長兼老師鄧西亭先生,他原是南京高等師範學堂的畢業生,向我推薦去曉莊學校,他說這個學校不收學費,住在農民家裏搭夥,膳食費也便宜,適合你這樣的學生。這樣,我就在1930年5月間去到了曉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