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陶行知先生是有感情的，因為他是我的老師，印象比較好。他是一位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當然，不能把他的思想看成都是馬列主義的。
作為一個教育家，他的事跡、學說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抗日戰爭時期，在民主人士當中，他應該屬於鄒韜奮那樣的左派人物。
一九三○年我進了他辦的曉莊學校，這個學校是陶先生靠募捐辦起來的。因為他本人當時流亡在上海，我在曉莊學校期間並沒有見到過陶先生。
那時候學校裏有國民黨、國家主義派，共產黨員也很多，很活躍。後來學校被國民黨封閉了，不少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被捕，有十四位同學被殺害在南京的雨花台。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以後，陶先生在上海化名寫文章，他與史量才有點關係，經常在上海《申報》發表文章。後來他把這些文章編成了兩本書，一本是《齋夫自由談》，一本是《古廟敲鍾錄》。
他還創辦了“自然學園”、“兒童科學通訊學校”。他提倡從幼年就開始培養喜愛科學的興趣，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玩“科學把戲”，引起兒童對科學的興趣。後來，他又辦了一些“工學團”，主要是在工人區、郊區農村招收農民和工人的子弟，還有一些城市貧民的子弟。學生是一邊勞動一邊學習，按照他的話說就是“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團，就是團結、聯合的意思。
工學團辦在幾個地方，其中比較大的一個是在上海市與寶山縣之間的大場，名字也就叫做“山海工學團”。當時是馬侶賢同誌主辦的，他是曉莊學校第一期的學生。在上海的北新涇也為工人農民子弟辦了一個工學團，叫做“晨更工學團”。這個工學團是徐明清同誌主辦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後，我參加了學生救國運動，對南京國民黨政府所作所為很不滿意，就寫了一封信給陶先生，要求到上海去工作，經他介紹，我便到了山海工學團當教師。我是一九三二年冬天去的，後來還擔任了團長，即校長，直到—九三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