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陶行知逝世大會上，毛澤東同誌的題詞是：“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這是對陶行知一生的事業、思想、品德、貢獻所做出的最好的評價。毛澤東之所以稱讚陶行知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這是因為毛與陶二人，在革命鬥爭中是戰友，哲學理論上有共識，關於人民教育思想是“同道”。
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當時許多抱著“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等愛國愛民思想的知識分子，經過曲折鬥爭的鍛煉和學習革命理論而提高了政治覺悟，他們逐漸地認識到，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革命才能救中國。早年抱著“教育救國”的陶行知，也是如此。當陶行知看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時，他高興地喊道：“中國有希望了”。從1935年“一二·九”運動，到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陶一直是在中共上海地下黨和重慶中共南方局領導下進行革命鬥爭。在陶逝世的當天，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道：“十年來，陶先生一直跟著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正確路線走，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縱觀哲學理論上有三個基本問題：一是在唯物與唯心的關係上，毛澤東與陶行知都是信仰唯物論而反對唯心論；二是在認識（知）與實踐（行）的關係上，毛澤東與陶行知皆主張認識（知）來自實踐（行）而又指導實踐；三是在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與領袖的關係上，毛澤東與陶行知都認為工農勞苦人民是創造曆史的主人。毛澤東認為人的正確思想都來源於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陶行知的“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的理論是殊途同歸的革命哲學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