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受過教育的西方社會的成員，我們享有許多共同的假設：其中一種假設是，我們能夠潛在地認識一切可以認識的東西。隻有當我們開始把認識推向其極點，而且詢問什麽是“認識”、我們怎樣才能“認識”任何事物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時，我們才從這種幻想中擺脫出來。在宇宙開始存在之前存在著什麽？所有創造物的本質是什麽？為什麽會有事物的存在？當提出諸如此類的問題時，我們才開始明白，可能確實存在著這樣的東西，它們是我們所無法把握、認識甚至想象的，更不用說理解它們了。
但是，這些問題卻是那種連小孩子都會感興趣的問題。正如所有的兒童都是天生的藝術家一樣，他們也都是天生的形而上學家。他們提出的那些天真的問題常常具有某種深度，以至於即使我們花費畢生的精力進行研究也難以了解。為什麽會有地球？上帝是從哪裏來的？什麽是死亡？我們為什麽非要死亡？是什麽使我們活著？媽媽，在爸爸把我放在你的肚子裏之前，我在哪裏呢？當我在5歲時向我的母親提出這個問題時，她那令人震驚的回答——“我不知道，寶貝”——促使我第一次產生了積極想象的體驗：我曾對著一片白雲進行過茫無盡頭的等待，等待著蒼天把我召喚到我父母的臥室——這種等待是極其令人厭煩的。那種體驗教導我，我能生活在這裏，這是一件多麽奇跡般的事情啊！生命是多麽寶貴啊！一個人必須怎樣珍愛生命，怎樣欣賞度過的每一天。
對人類起源問題的關注使兒童具有了神話學和認識論的傾向。他們大多數人之所以失去了這種傾向，是因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人並不享有這種傾向。然而，有少數人卻從未停止過這種認識論的探求。他們就是那些奮鬥不息以至最終成為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的人。他們受到某種力量的驅使，要去發現這些天真問題的答案。當他們找到答案時，這些答案反而隻是引發他們提出更多的問題，因此，他們往往被這些問題糾纏住，而這些問題也就成了他們自己畢生專門研究的問題。榮格就是這種人當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