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著名的《倫理學》（Ethics）◎這裏指的是亞裏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第一卷中，亞裏士多德提出了三種生活水平：（1）享樂的生活，受快樂所支配；（2）政治生活，旨在獲得榮譽和實施權力；（3）冥思的生活，致力於獲得智慧和真理。其中前兩種是外傾的，類似於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lfred Adler）心理學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先入之見，而第三種則是內傾的，與榮格的傾向相一致。就這三個領域的人類活動而言，其中似乎存在著某些具有基本重要性的東西，而且亞裏士多德並不是唯一的一位預見到在20世紀的分析師中會有這麽三位偉大巨頭的思想家。例如，早在100多年以前，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atler）就曾觀察發現，—個人最重要的占有物是他的宗教、他的錢財和他的私處——這顯然又比榮格、阿德勒和弗洛伊德早啊！
正如他所設想的，榮格的原型假設是作為一種基本上內傾的概念而出現的：我們已經注意到，其外傾的含意已經被人類學家和行為生物學家（習性學家）探討過了。另外，某些至關重要的研究是由為數不多的一些具有習性學傾向的精神病學家沿著這個方向進行的——我將把他們簡稱為習性精神病學家。這一挑選出來的群體中最有才華的成員包括美國的布蘭特·溫尼格拉特（Brant Wenegrat）和拉塞爾·加德納（Russel Gadner）以及英國的保羅·吉爾伯特（Paul Gilbert）和約翰·普賴斯（John Price）。他們每個人都發現了並且宣布存在著與榮格的原型難以區分的神經心理結構，以他們自己的專門術語為其貼上標簽，以這種方式使它們聽起來更科學和更符合現代性。例如，溫尼格拉特借用了社會生物學的術語“基因遺傳的反應策略”（genetically transmitted response strategies）。這些策略可為某些重大的、物種所特有的行為模式負責，這些行為模式的形成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使有機體適合於在它所進化的環境中生存——生物學家稱之為在進化方麵適應的環境。這些策略在遺傳上是由該物種的所有成員所共享的，無論這些成員是健康的還是有疾病的。在環境對人體產生危害或在某些關鍵的發展階段有缺陷而導致這些策略不能發揮作用時，心理病理學才開始發揮調停作用——我把這一過程稱為“原型意圖受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