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有幸調入吉林省永吉縣第五中學教高中語文。此前，我教過高中俄語、初中政治，擔任過中心小學的“二把手”，唯獨沒有教過語文。而我當時的學曆，僅僅是讀過兩年高中的“早產畢業生”。我沒有讀過師範，也沒有拜過師傅，我的語文教學，就是在聽過語文組內所有老師的一節課後，便奮不顧身地開始“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
那時，我的全部教學內容就是《教學參考書》搬家：先搬到我的教案上，再搬到教室的黑板上，再由學生搬到自己的筆記上，最後當然是搬到大大小小的試卷上。我的唯一教學方法就是“滿堂灌”“填鴨式”，除了講還是講，忠實繼承了韓愈的“師說”：“傳道授業解惑”，以教師為中心。
唯本至上，唯考是圖；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這種教學使我變成了十足的“講課機器”。“機器”的優勢在於馬力大、速度快，而它致命的缺陷在於沒情感、沒靈魂。“教參”至上，教師的頭腦何在？師道至尊，學生的見解何待？分數至優，全麵的素質何論？“機器”，是人製造的，用來為人服務的；如果人類自己異化為機器，那豈不是莫大的悲劇？
然而更為可悲的是，我對自己這種“匠氣”足、“人味”少的“講學”，一直自我感覺良好：自信而自賞，自賞而自負。記得有一次教務主任巡視晚自習，發現我還在教室裏口若懸河，便把我叫到門外，嚴肅地批評我：“你怎麽還在講？要給學生多留點自學的天地！”我反唇相譏：你知道我在講什麽？你知道我是怎麽講的？隻要學生喜歡聽，我就是要講！直噎得領導答不上話來。
在漫長的13年內，我就這樣自負地“講”著，“填”著，“灌”著，結果如何呢？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學生卻越學越死板，老師也越教越狹隘，高考成績也沒有突破。後來，是全新的素質教育理念仿佛當頭棒喝驚醒了我，我終於從心底裏爆出一聲：再也不能那樣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