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時代，是時代成就了我。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你敢鑽研國外的，特別是西方教育家們的理論學說？你敢提倡多元價值觀、張揚學生的個性？你敢不經過支部的批準去寫論文、搞課題？是改革開放，讓我重新煥發了生命的活力，有了再活一次，再加油幹一次的衝動和韌性。我感謝“十年浩劫”的磨難。人遇到苦難，戰勝了；跌倒失敗，站起來了，那麽這個苦難和失敗就是財富。
1966年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真誠幼稚而狂熱地“鬧起了革命”。瘋狂的十年，我傷害了不少領導和老師，甚至包括我的父親。1976年我掉入人生的低穀。全局教師普調工資，我是4個緩調工資的一個，離開了教育教學一線，到印刷廠勞動。在孤獨中，我煉獄似的痛苦反思，重讀自己，想清楚“我是誰，我想做什麽，我能做什麽”。整整一年，邊在工廠勞動，邊麵壁煉心。反思中，人生目標逐漸清晰：以往誘人的功名離我遠去。我隻想當一個家長放心、孩子們喜歡的班主任和語文教師。心願簡單了，心態也平和，心境就平靜。心無旁騖，專心做事時，我不再在乎領導和他人的目光與臉色，不去計較茶餘飯後的指指點點，壓抑在心底的那種創造的大膽與衝動，我又找回來了!我慢慢明白，人生是一個煉心的過程。成長需要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精華，做到取舍得當。入世，我要做事立業，但不盯著功名；避世，我要立足腳下，但不拉山頭，不爭你高我低；出世，我心無旁騖，得失皆自然。
1977年我從印刷廠回到教學第一線。日夜苦戰，咬緊牙拚命幹，33個學生考上了市重點中學。1979年，天長小學老校長李承龍提出:退出升學競爭，“寧丟三分不丟方針”。要從題海中爬出，從拚消耗的戰場撤出，向40分鍾要效益，把學習的主動權、課餘時間的支配權還給學生。搞好了，是義務；搞砸了，牌子砸了，唾沫都可以淹死人。我當時是年級組長，單憑一個人的腦袋不行。每周2次集體備課和課後反思討論，集思廣益，資源共享。我試著要求學生天天讀報、聽廣播、看電視，每周擠出一節語文課上課外閱讀指導。可家長怕學生看閑書、看電視，覺得我不可理喻!現實是考試少一分，想進重點就是幾千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