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張鳴的《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其中有一篇寫的是五四運動中的“悲情製造”,提醒了我一件事:心理控製術是曆史中的領導者們手中的利器,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在利用心理手法,試圖控製人們的心理感受,從而實現自己的目標。這個事情,這本書中不能不寫,所以我打算稍微寫幾句——從轉述張鳴的文章開始,因為他的文章很不錯,不宜漏過。
張鳴所說的是,五四運動中,運動的領導者們盡力製造出了悲情的氣氛,從而讓更多的人參與運動,讓運動參與者的情緒更強。為此,他們用了很多“悲情製造”手法。
他說:“五四運動的悲情源頭是‘中國要亡了’,但實際上運動的組織和參加者不會不知道,其實,巴黎和會上的所謂外交失敗,並不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以及最後通牒,此時中國的處境已經大大改善了。如果運動的假想敵日本方麵不加以‘配合’,來點侵略的動作,沒有多少新刺激,那麽運動熱情就有維持不下去的危險……”
因此,我們看到,五四運動在發動起來之後,存在著一係列的動員,新的悲情不斷地被注入運動中,保持運動的張力。我想,如果用現成的舊政府用過的詞匯,那就是“煽動”。
第一個“煽動”方法,是用“死人”來動員——相當於喊“死人了!”他說,五四運動中第一個被宣傳的死去的人是郭欽光。“他本來就有肺病,即肺結核,在當時屬於不治之症,參加遊行累著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醫院裏。”學生們計劃把他說成是被打死的。後來北京的學生因故沒有這樣說,而外地的卻有這樣說。各地都為他舉辦了聲勢巨大的追悼會。追悼會上,沉重的音樂、**的演說把氣氛推向了極致。其他的一些死去的人,也同樣被用於刺激運動的熱情(以上內容來源於《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有興趣的人可以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