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
一帆風順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一個人一生總會遇到某些大大小小的劫難。我小時候遇到的劫難是日軍侵略，使我幾乎家破人亡，工作以後遇到的最大劫難就是“**”。外國朋友可能不大理解這是怎麽一回事。
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中國經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太了解，也不能理解這場運動的殘酷和後果。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才結束，中國重新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
1962年我從師大附中回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65年開始擔任教育係副主任兼外國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當時教育係沒有正主任，由我主持工作。因此“**”一開始就衝著我開炮，因為我是教育係的“當權派”。先是老師、學生貼大字報，責問我“為什麽要執行北京市的黑幫路線”（當時把中共北京市委的領導批判為“黑幫”），外國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更是抓住了我的“把柄”。因為1965年開始，我按照學校黨委領導的指示編輯出版《外國教育動態》雜誌，介紹外國教育改革及發展的經驗和動向。雖然雜誌的發刊詞早已申明，介紹外國的教育是為了知己知彼，為了供大家批判。但是造反派還是認為我是在散布資本主義國家、修正主義國家的教育思想，所以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應該被打倒。
1966年6月11日，我被外研所的造反派揪出去批鬥，要我回答為什麽要利用《外國教育動態》散布資本主義國家和修正主義國家的教育思想，用心何在。這是第一次批鬥，因為運動剛剛開始，比較文明，還讓我坐著挨批。到6月17日，教育係的批鬥就沒有那麽客氣了。不僅讓我在前麵站著，還不斷有人喊“低頭”（低頭就是向大家認罪），而且把我的妻子周蕖揪上台陪鬥。而把周蕖揪出來的，卻是與我來往最密切的學生，她在附中時就是我的學生，在大學又是我的學生。但是我絲毫沒有責怪她的意思，我很理解她，即使在當時也是這樣。我認為她之所以對我批得最狠，正是因為同學們都知道她與我的關係最密切，在當時的形勢下，她不這樣做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從來就沒有怪過她。“**”以後，我們來往仍然很密切。她現在長住在美國，去年秋天回來，還特地約了其他同學來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