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領域欣欣向榮如朝陽升起之景觀，作為教育學人，如何做到既有解構，又有構建；既有破題又有立論；既嚴格遵循該學科特有的概念、知識和邏輯體係又不局限於學科空洞無物的純理念；既不因學科太年輕而高談闊論“理念”與“外域理論”造成習慣性仰視，又不因冥頑執守“國情”與“本土經驗”而坐井觀天，對如我一樣剛剛邁入高等教育研究領域並期望做出一點微薄貢獻的後輩學者來說，無疑既是一種嚴峻的挑戰，又需要鼓起無比的勇氣！
選擇“大學理性”作為本書的研究主題，確實得感謝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周作宇教授。2003年上半年“非典”肆虐，我的碩士論文答辯被迫推遲到九月中旬。正當論文順利答辯完成之際，由於一個極其巧合的契機，我於當月確定要調動到當時由李椒元先生擔任社長、張耀銘先生擔任主編的《新華文摘》工作，擔任教育學科的專欄編輯。近10年來，《新華文摘》由於“博覽千家報刊，圈點天下文章”，契合了21世紀以來知識經濟與信息社會的需求，適應了當前中國社會快捷而知性的生活方式，為讀者提供了大量哲學社會科學的新成果、新觀點、新資料、新信息，融政治、思想、學術與審美諸多價值於一體，正如日中天，在政界與學界、思想界與期刊界獨樹一幟，影響巨大。因此，進入《新華文摘》工作的短短幾年，這種優良的學習和生活平台就給予了我很多有關學術思想方麵的靈感，甚至有了脫胎換骨的感覺。從2006年開始，針對21世紀以來中國大學高度擴張後“非理性發展”的“實踐”邏輯與狀態，我開始寫作並發表了數篇有關“大學與理性”的學術論文。2007年9月，我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選修了當時作宇先生開設的《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研究》課程。這個期間，我第一次比較深入閱讀了有關“理性”的相關著作，尤其對《理想國》中柏拉圖有關“洞喻”的對話記憶猶新：一些人從童年開始便居住在一個洞穴裏，腳和脖子都被鐵鏈鎖著，雙眼隻能直視前方，身後是無法看到的光源。這些人隻能注視自身通過光線映射在岩壁上的影子，並試圖發現這些影子之間的關係。直到有一個人掙脫了腳鐐，返身時偶然看到了眩目的太陽。於是，他在目眩中四處摸索，並結結巴巴地向同伴講出了他的所見。別人都說他瘋了。但他逐漸適應了注視光明，此後他的任務便是爬回還呆在洞穴裏的同伴那兒，率領他們回到光明……[1]我常常想，在柏拉圖的文本裏，這個人就是一位具備理性的哲人，太陽代表著理性與真理，人類唯有基於理性才不會受到幻覺和影子的幹擾，並通過行動來努力尋求真正的存在。在柏拉圖這裏，洞察真、善、美的智慧工具，即理性之源已經有意識地被人類發現了。因此，可以說，自從該哲學史上的“洞喻”開始，特別是從羅馬挪用了希臘思想以來，西方教育甚至人類整個教育的目的，無論其在曆史時空坐標上的具體變化程度如何，就一直是致力於把人類從墮落的黑暗深淵中引領出來，生活在普遍的光照之下，並試圖重新讓人類上升到光輝閃耀的奧林匹亞的高度。[2]後來，我在韋伯的著作《學術與政治》裏才知道，正是在那樣的境遇裏，“人們手裏第一次有了這樣一件工具，利用它可將人置於一種邏輯絕境，使他沒有退路，隻能是或承認自己一無所知，或同意這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是永恒的真理，決不會像盲人的行為舉止那樣遁於無形”[3]。事實上，就算到了20世紀中期，甚至是21世紀，不管作為研究者視域中大學文本的本質或大學理念如何，其實，在世界各地由於不同文化，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大學形象依然或是“居住僧侶的村莊”，或是“知識分子壟斷的工業城鎮”，抑或是“充滿無窮變化的智力城”[4]。因此，如何根據大學及其社會自身的發展階段，在日益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清楚識別自身投射在岩壁上的各式幻像，是不是還需要我們依賴大學理性精神的引領呢？在隨後的兩個月內，通過對笛卡爾、培根、韋伯等有關社會科學方法論原著的選讀或精讀，堅定了我前期對“大學”與“理性”關係的興趣與熱情，並初步提出了“大學理性”概念的簡單想法，結果立即在課堂上就得到了作宇先生的熱情鼓勵，希望我在課後寫出一份類似讀書匯報的文章供大家討論。最終我在10月下旬提交了“大學理性從哪裏來”的論文稿供同學們討論（先生亦同時提供了一篇自己近期創作的“論高等教育中的經濟主義傾向”學術論文）。經師生共同研討後，我把論文修改稿投給了《教育研究》主編高寶立先生，經他本人親自定稿，以“大學理性：曆史傳統與現實追求”為標題刊發於《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這篇12 000字左右的論文算是我真正第一次從學理意義上簡要闡述了“大學理性”的曆史傳統，並概括“大學理性”的內涵與外延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