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歐洲的教育思想家認為學校的角色就是傳遞已經定義好的文化價值。學校應該傳遞的價值以及組織課程的指導目的都是基於基督教和民主主義傳統。人們假定教授工具學科（tool subjects）和傳統要素就能自動產生忠實虔誠的公民。這種思想將學校與教師的功能限定在課堂教學的範圍內，從來不曾考慮學校或教師對這些重大問題的思考。由於進步的方向固定不變且無法避免，人類的工作就是找出並遵循上帝的法則和自然的規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開創者斯賓塞（Spencer）在其著作《社會靜態學》（Social Statics）中指出，隻有當國家卸掉功能，社會才能達到它注定的平衡，這些功能就包括用稅收建立的學校，因為它不符合自然的社會進化規律。斯賓塞的社會進化思想並沒有動搖傳統的關於宇宙和社會沿著永恒的神聖的路線進化的觀念。在早期的社會進化論者的頭腦中，學校對於社會變化的方向幾乎不能發揮任何作用。
19世紀美國國家主義的發展、民主的擴張、個人主義的興起以及來自多樣的政治和宗教背景中的移民迅速湧入美國，這些都威脅到傳統的政治和宗教價值觀，以至於美國寄希望於公立學校，將其作為保存傳統價值的工具。人們的普遍觀念是學校應該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連，並在其中發揮重要功能。美國人對教育懷有的信念是希望它作為解決個人和社會問題的工具。19世紀末期，美國社會學家沃德（Lester Frank Ward）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批判。1883年他針對《社會靜態學》寫了一本《動態社會學》（Dynamic Sociology），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人類理智能夠控製自然的力量並且按照人類計劃的目標塑造社會進化的過程。他提出的觀點對美國教育有著深遠的啟示意義。20世紀初期，社會取向教師教育思想的萌芽也有賴於強調學校的社會功能的教育思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