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信訪引發的各種社會事件強化了政法委的擴權，各地政法委製定種種規範，而這些規範常常與現行法律相衝突，造成法律的紊亂。政法委書記是法院和檢察院事實上的政治上級，在審判實踐中，政法委對公、檢、法提出的建議，往往具有很高的效力，這也是我國審判機關實際上施行首長負責製的體現，造成審判分離。如此一來法官並非真正的裁判者，政法委的擴權偏離了法治的軌道。
2005年，河南義馬市進行信訪體製“改革”，撤銷信訪局，成立群工局（部），後又掛回信訪局牌子，兩部門合署辦公。這個群工部（信訪局）的權力有：直接交辦督辦權、重大決策評估權、社會建設指導權、考核獎懲建議權，等等。此後，信訪改革取得成效，信訪量5年來逐年下降，其經驗在全國被推廣借鑒。
現在一些地方政法委掌握了信訪權與綜合治理權，在“綜合治理”的口號下，有的政法委不僅控製了公安、法院、檢察院，甚至包括了國家安全、武裝警察係統，能隨時調動中國外交、教育、司法、行政、軍隊、衛生等資源，成為政權以外的一個權力中心。在地方上，通過涉訴信訪的管轄權，政法委已經成為事實上的“超級法院”。[6]尤其在基層法院，法官聽命於政法委的現象比較嚴重，這顯然違背了司法獨立的原則。這是中國長期的人治社會所帶來的負麵影響，與當今的司法現狀格格不入，也違背司法發展的趨勢。法治還是人治？隻要政法委這一製度繼續存在，我們就無法逃避這一問題。
事實上，圍繞政法委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特別是近年來，一些影響較大的冤案、錯案與政法委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聯係，使得人們開始進一步思考這一製度的存廢問題。
廢除論者認為：政法委製度與法治存在衝突，黨的領導並不必然具有正當性，應當遵守一定的原則，這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有人指出：（1）政法委領導並管理政法各部門和政法工作，在我國的法律上沒有任何規定，按照法律形式主義的要求，其無權力、無資格對作為國家權力的政法各部門及其工作實施領導和管理。（2）法律具有很強的專業性，政法委對待法律和司法更多的是從政治立場上來把握，這一點很可能會忽略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在實踐中也容易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3）政法委不適當地幹預司法，違背了憲法關於司法獨立的規定。布坎南認為，法治的觀念應建立在三個核心原則基礎上，其中之一便是“法院和其內部行政管理職能應當不受政治製度直接幹預而工作”，政法委製度的存在違背了審判製度的本質，也違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