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組織國會請願以及通國學界同誌會而被遣戍新疆的溫世霖（原名溫昱，字支英、子英，天津宜興埠人），放在士紳之列多少有些另類，他是清朝最後一科秀才，曾肄業於天津水師學堂，當過幕僚，辦過學堂，編過報紙。為其《昆侖旅行日記》作序的陳寶銘說：“溫君北方之強也，具一往無前之誌氣，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欲建掀天揭地之盛業，博震古鑠今之令譽”[43]，換言之，也就是有些好出風頭的意思。果然，經此一番震動，溫世霖舉世聞名，其遣戍新疆，萬裏奔波，一路風塵，固然千辛萬苦，卻受到沿途各地官紳商界的照顧優待，自己也得以借此訪察西北風土人情，尤其是對於曾經寄予希望的新政憲政有所驗證。
溫世霖於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也就是1911年1月7日，在天津寓所被警察入室拘捕，未經審訊，即發送新疆，初九日住豐台，次日至石家莊，十一日到河南彰德。變生不測，溫世霖連行李也未及帶。其實溫世霖本來並不讚成學生的激進主張以及幹政行為，他被推為通國學生同誌會會長，正是因為代表們擔心學生的偏激言行可能導致情緒和局勢雙重失控。溫世霖對於學生的割股刺臂斷指等激烈舉動極不讚成，被逮後倉促間還不忘致函嚴修等人，告以應從速籌備立憲等事。（35）
作為國事欽犯，溫世霖雖然遭到清廷的嚴懲，可是各地具體承辦的官員卻不以罪犯對待。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911年1月23日），河南鹽務張桂生函告其子，“吾國此次對待犯人這等優異，是從來所未有。當溫公到時，州署預備早飯，如接過路委員局麵。飯後，手巾把、漱口盂、茶點、瓜子，居然客坐，毫無苦況。押解委員談笑自若。欽犯過境向雖如此，未有如此次之優者。”（37）階下囚儼然座上賓，朝野之間乃至官場之上善惡是非的標準如此大相徑庭，往往就是非變不可的征兆。[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