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青春期的青年學生，對清政府的不滿情緒和躁動心理交相作用，不安分是普遍的狀態，對於他們而言，新時代的來臨不僅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他們強烈期盼著現實的改變，哪怕為此必須付出沉重代價，前景也未必清晰。
兩湖師範學堂學生朱峙三（1886—1967年，原名鼎元，又名繼昌，字峙三，亦名峙山，湖北鄂州人）自1906年入學，已經住校五年，這樣長時間離家讀書，令這位26歲的學生早已身心疲憊。辛亥年暑假，是這一期預定畢業的時間，但是朱峙三還是感到憤憤不平。因為比他晚入學讀理化學堂者“俱已畢業充教習，且獲獎給出身矣，思之忿然。”[38]加上家裏負擔重，母親常常詢問其何時畢業，令他感到讀書成了一件苦事。這樣的心態在集中住宿的同學中相當普遍，“心理厭惡住學堂太久矣”。（235）學堂中開設的課程，他覺得索然無味，每日“照單上堂，興趣極少。”尤其厭惡經學課，認為與世界大勢不合，如同“王莽複井田”。算學他不喜歡，每以為苦；教育學先生“講不動人。看講義人人能懂，何用講為？”（235）官話講《聖諭廣訓》，未免陳腐，而且先生也講得不純粹；簿記講學理，不足聽；體操課則學生皆不願擦槍，堂中雇二士兵代勞。連學無止境的國文課也因為先生不會講，“聽者甚少。點名後，人人悄悄下堂，彼不管也。”（242）個別同學雖未退席，也是在看別書。隻有圖畫課因先生教法甚好，差強人意。而日本教習教授的化學、物理學，則因為朱峙三對試驗有興趣，並有誌於將來教化學，所以不無興致。至於校方主政者，在朱峙三看來隻是為了自己的飯碗而故意一再延長學習的期限，因而更加痛恨現實現狀。
對學業不滿，轉而關注時局，而對時局的擔憂又使得學業更加令人生厭。作為反清革命的策源地，武漢學界早已是“革命思潮一日千裏”。（190）各學堂學生閱讀革命書報者極多，不僅訂閱《民呼報》，還從東京寄來《民報》，尤其關注各地反清起事和暗殺的消息。同學們常常談論反清革命的話題，並有文學社社員居間聯絡。作為革命情緒日益強化的表征，不顧官方禁令，剪去發辮的學生越來越多。不少學生為《中西報》、《公論新報》、《大江報》等報刊撰寫論說，諷刺抨擊時弊。“革命風潮不久必起”，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清廷組織皇族內閣，“以倫貝子、振貝子諸年少親貴握大權，仍視漢人如奴隸。強鄰四逼，欲以假立憲以緩和民氣，乃速其亡耳。”（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