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都是吸引中外學者共同興趣的學術領域，特別在西方漢學界，作為一種認知工具的“民族主義”，還一直是專攻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家們最慣見而又常常能使其研究新見迭出的視角。但20世紀90年代之後，隨著深受後現代思潮影響的“新文化史”方法的介入，有關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開始發生一些重要變化。總體而言，“民族主義”由原來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學藝術史等傳統史學領域分別研究的問題，逐漸變成了一個真正跨領域綜合把握的曆史對象。
所謂“新文化史”或稱社會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從“文化”的大視角出發，始終關注文化與政治、社會一體化互動的主體“實踐”（Practice）史，重視揭示思想觀念的社會化過程及其功能。就其追求而言，它乃是一種力圖將傳統的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關懷結合起來的史學研究方法與路徑。[26]
這種新的方法引入之後，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所產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過去的研究通常是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心理和思想形態來把握，“問題意識”是認知它如何形成，又如何具體滲透和影響到上述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具體領域曆史發展的進程；而“新文化史”的有關研究，則不僅將民族主義視為社會心理和思想形態，同時還將它直接視作為一種連接心態、思想，並貫通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的主體社會化“實踐”，研究者除了原有的那些問題意識並對其加以調整之外，某種程度上還特別關心政治和文化諸領域如何因“民族主義”而互動的曆史情形。
雖然，自覺或不自覺地大體以這種“新文化史”的追求來關照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課題的學者及其研究成果，也是五花八門、互有差異[27]，但總的說來，這種方法的引入還是有助於克服以往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使相關的探究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充滿活力，不僅擴展了關注範圍，提高了綜合深度，也在整體上推進了研究的進展。這是因為，“新文化史”方法的綜合性，正好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現象集社會心理、價值傾向、思想意識形態和社會實踐運動於一身，合政治經濟文化現象於一體的綜合特點，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