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少數民族人士的“中華民族”認同為例
還在全麵抗戰初期和中期，就有人回過頭去總結“九一八”對於全體中華民族覺醒的刺激作用，有的強調“‘九一八’是睡了的中華民族深夜的第一次雞聲”；[45]有的直接從“中華民族”這個名詞和概念的曆史著眼，分析和強調“九一八”日本侵華所產生的那種侵略者萬萬也想不到的影響。如1939年一篇題為《偉大的中華民族》文章的作者裴芷，就這樣寫道：
中華民族，這名詞的曆史，也許並不十分的悠久，我們知道，創造中華民國的那年——辛亥，沒有這個名詞；再生中華民國的革命軍北伐時，也沒有這個名詞。這個名詞的產生，不過是近幾年來的時候，是“九一八”以後的事情，也就是，我們全體同胞，遭受到侵略以後，所發生的一種自覺。由於這種自覺，就產生了中華民族這名詞。因此，“中華民族”這名詞，實在是一個時髦的名詞。[46]
很顯然，認為“中華民族”的名詞和概念為“九一八”以後才出現的說法是不符合曆史真實的。我們在前文裏，已經揭示出民國建立之初尤其是“五四”後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一詞在知識界使用越來越多的情形。不過作為抗戰時代的親曆者，該文作者從另一層麵卻無疑見證了一個新的事實，那就是，盡管“中華民族”一詞和概念在此前已有一定範圍的使用，但直到“九一八”以後特別是全麵抗戰時期，它才可以說真正在社會上特別是民間社會勃然而盛、廣泛流行，且不無體現國人抗戰意誌、團結情緒和時代精神的某種“時新”色彩。這，毋庸置疑的也是一種社會曆史事實——日本侵華，對現代“中華民族”整體觀念的傳揚和社會化認同，的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之事實。
經過六年的積聚，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後，中國各族人民命運相係、團結抗戰的意識得到空前強化。“中華民族”一體觀念，在少數民族的精英人士那裏也得到了有力的呼應。1938年4月，蒙古族代表巴文峻、達密琳多爾濟等，藏族代表貢覺仲尼、羅桑堅讚、阿汪堅讚、格桑澤仁、黃正清等，維吾爾族（當時亦稱“新疆回族”[47]）代表堯樂博士、麥斯武德、艾沙等著名的少數民族人士組成“蒙藏回族慰勞抗戰將士團”，到抗日前線慰勞抗戰將士，同時通電和發布“告全國同胞書”和“敬告全國抗戰將士書”，表達了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將與全國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運，堅持抗日、奮戰到底的堅強決心和必勝信念。如“告全國同胞書”就慷慨激昂地寫道：